這就是汪凌瑩的教室。課堂上只有她一名學(xué)生,12位老師每人都是她的班主任。
隨著病情惡化,她的視力和聽力不斷下降,能夠看清的事物越來越少,連書上指甲蓋大小的字也看不清了。為了方便她閱讀,老師們會用黑色油彩筆把課文抄在一張A3紙上,或者把一個生字打印成巴掌大小,用紅色在上邊標注拼音。還用硬紙板手工制作了一把尺子,大小是普通塑料尺的十幾倍。
最初那個裝書本的袋子破了又換,里頭卻始終是小學(xué)一年級的課本。剛開始,她連類似“跟讀一遍”的上課指令也無法理解,拼音學(xué)了整整一年,四個聲調(diào)都說不好,說話時緊張得手指都在顫動。老師手把手教她寫字,總是擔心用力太大把她的骨頭捏碎。
但她似乎永遠不會疲憊。接連兩三個小時的課程,汪凌瑩從來不需要休息,總是央求老師“再講一點”,到吃飯的時間也不想讓老師離開。她沒有午睡的習(xí)慣,“不困”,覺得睡覺是“晚上該干的事”。就算在病床上,身邊也總是放著老師為她抄寫的課文。
她心里明白,自己必須珍惜課上的每分每秒。因為這次下課以后,下次上課又將是一周以后了。
為了讓她的等待顯得不那么漫長,蔣有兵給她買了一個芭比娃娃,金色的卷發(fā),桃紅的裙子。娃娃會唱歌、講故事,還會說“再見”“你好”。那是蔣有兵跟自己剛上幼兒園的女兒一起,在千島湖鎮(zhèn)最大的廣場上買的。每到夜里,那里有孩子在寬闊的湖邊玩滑板,樓上閃爍著紅色的霓虹燈:“花樣年華”。而汪凌瑩能看到的最遠的世界,通常只是窗外低矮的桑樹和蒼翠的竹林。
在汪凌瑩的花樣年華里,她成了家里唯一一個會寫自己名字的人。幾乎在課本的每一頁上,她都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汪凌瑩寫字時,緊握著筆的手指關(guān)節(jié)泛白,鉛筆在紙的背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記。有一頁從上到下,她分別寫了父親、母親和自己的名字,旁邊用小字標注著:大、中、小。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母親要么在廚房做飯,要么在院里洗衣服,總是離得遠遠的。有人給她拍照,她總是把較短的那只手腳盡量隱藏起來。后來有老師告訴她,沒事的時候也可以聽聽課,“這樣你們平日里就能互相復(fù)習(xí)。”她開始靠得越來越近,最后直接搬了個凳子坐在女兒身邊,跟她一起聽課。汪凌瑩第一次有了“同學(xué)”。
她的父母都沒上過學(xué),小時候“連飯都吃不上”。長大后,父親只能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打零工,每天4點從家里出發(fā),中午就在樹蔭下睡覺。“沒文化能做什么呢。”這個53歲的木訥男人雙手粗糙,臉上總是掛著憨厚的笑。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他不敢去,怕“不認識路走丟了”。
汪凌瑩的父親在家排行老二,下面還有3個弟弟跟70多歲的母親住在一起。老宅就在他家門前不到100米的地方。白墻灰瓦的房子里頭,方方的天井取代了電燈,桌上擺著幾個剩菜,跟泔水桶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油膩的吊扇是為數(shù)不多的現(xiàn)代家具。這家里的人經(jīng)常連戶口本和存折都分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