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家里太窮,汪凌瑩的3個叔叔至今討不到媳婦。正對著門口的墻上,一副閃著金色的“囍”字匾額孤單地掛了15年。那是汪凌瑩的父母結婚時掛上去的,為了結婚,她的父親借了96斤包子、96斤豬肉和96塊錢當作聘禮,38歲時才成了家。
這家人再也不想讓孩子重復自己的命運。盡管有時,這并非是他們能夠決定的事情。
慢慢地,汪凌瑩開始變得跟母親一樣,只能靠挪動來感受這個世界。上課時,她要從輪椅挪動到課桌上。洗衣服時,她要從低矮的小板凳挪動到高一些的凳子上。
12位班主任的到來,為汪凌瑩帶來命運的轉機。今年2月份,汪凌瑩的故事被媒體報道后,在淳安縣政府的幫助下,她被送到浙江省人民醫院接受治療。
病房的窗外,天色漸漸暗下來了,只有高架橋燈火通明。汪凌瑩背對著窗子,艱澀地讀著課文。“再讀一遍,大聲點。”蔣有兵幫汪凌瑩把頭發攏在耳后,輕輕地說。她的腿剛做完手術,還沒拆除固定板,小巧的腳趾動來動去。
她喜歡這個人來人往的城市。父親用輪椅推著她去看過西湖,沒事的時候,她會拿出手機,一張一張地翻看當時的照片。在這之前,她的移動范圍通常是家里的一樓和院子,甚至連樓頂都沒去過。
看著汪凌瑩,蔣有兵總能想起自己的童年。他的老家在千島湖的另一頭,小的時候就住在半山腰上,高速尚未通車,去一趟縣城必須要坐輪渡。母親不識字,可就算只吃醬油拌飯,也總會省下錢來供他上學,告訴他“不考第一,過年就沒有新衣服穿。”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他從小就知道,讀書是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徑。現在,已經走出大山的他又回到這里,想要幫助更多的孩子改變命運。
和蔣有兵類似,雙源完全小學的12位老師都來自或遠或近的農村和或遠或近的時代。一位90后的年輕老師小時候是留守兒童,當年為了讓自己在同學面前更有“優越感”,才選擇讀書。而一位出生于50年代的老師說,當時讀書只是為了“吃上國家糧”。
如今,這些人從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希望這個選擇能夠在汪凌瑩身上得以延續。
“我們都是從農村出來的,深知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蔣有兵說。
在汪凌瑩的病床前,掛著66只千紙鶴,那是學校里66個學生親手疊的,其中有36個是留守兒童。學校的學生人數一直在下降。升國旗的時候,年級從高到低排列,能看到人數越來越少。汪凌瑩家所在的村莊總共不到10戶人家,大多數居民是垂暮的老人。到附近鎮上的公交每天只有兩班,站牌上用黑漆寫著殯儀樂隊的廣告。如果不是這12位老師,這些孩子可能會像整個鄉鎮一樣,被時代遺忘在沉沉的大山里。
那66個孩子跟汪凌瑩相比,其實也并未見過更多、更大的世界。今年他們的六一禮物,是兩個家庭分吃一桶肯德基。那一天,45個紅白相間的紙桶整齊擺放在白色貨車的后斗里,一路飄著香氣行駛進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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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詩詞盛宴中看見書香霞浦2024-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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