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所了解的社科類學者的學術貢獻,往往在于各種文獻梳理,然后追求理論框架的優(yōu)美、精細,現(xiàn)在很多還需要數學模型,加一大堆沒啥關系的面板數據,最后得出一些結論和不痛不癢的政策建議。無論是專著,還是論文,都有其專業(yè)格式,越來越八股化,如果不八股化,可能同行評議就已經讓你out了。人員管理也是越來越“工分化”、數字化,工作內容不再重要,學術貢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發(fā)表在什么刊物上,有幾篇。這有點像過去的生產隊,不看你的產品質量,只看產品數量。
這樣的專業(yè)秩序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無趣,課題的管理和競爭也越來越封閉,成果越來越所謂“學術”化。教授自然成了“貧困教授”。而且,這樣的教授不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貧困。學術已經變成了發(fā)表論文期刊和篇數的計數器,更為良性的評估已不再起作用。
既然良性的評估不再起作用,學術就不容于市場秩序。在市場秩序中,商學院備受重視,在商學院里,可以學到很多工作所需要的課程。很多學者在商學院反而找到了自己的價值所在。通過網絡技術,他們上一次課,錄下來,就可以在網上讓很多人去付費聽課。
如果學術秩序日益封閉,就成了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完成工分化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政府安排的課題申請,申請到課題比完成課題質量本身還重要;按照行政級別和任務完成量來獲得報酬。在這樣的秩序里,教授當然會很貧困,不僅是收入意義上的,還是“面子”意義上的。話劇《蔣公的面子》講述了當年中央大學的一個傳聞:兼任校長的蔣介石請學者吃飯,學者還有清高的資本,想想要不要去。現(xiàn)在如果蔣公請學者,學者必然趨之若鶩。
貧困教授要想不貧困,首先要在心靈秩序上讓自己高貴起來。發(fā)達的專業(yè)秩序,要有高度發(fā)達的原始秩序,也要有高度發(fā)達的以權利為紐帶的規(guī)則,從而形成與政治秩序、政府秩序、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良好對接。只有這樣,教授才不會在經濟上貧困,從而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