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送錢拉選票問題的反映，僅僅批示退錢了事卻不制止；讓貧困生請領導吃飯被曝光，第一時間不是處理問題而是公關媒體……幾起典型案件，折射出一些黨員干部對身邊不良風氣和違規問題態度漠然，不僅讓小傷口變成大毒瘤，更讓從政環境污濁、政治生態惡化。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的庸俗哲學和好人主義，是我們黨堅決反對的作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好人主義盛行，有問題不指出，有過錯不批評，這種庸俗作風盛行之處，往往就是黨組織和領導上政治軟弱、作風渙散的地方，就是黨員、干部中出問題多的地方”。可以說，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還是做敢于亮劍勇于斗爭的“啄木鳥先生”，不僅是作風問題，更關乎黨性原則。糾正“四風”新表現，那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想法，那些“知情不報、聽之任之”的做法，正該好好捋一捋了。

　　作風建設，不僅是“不能干什么”的負向禁止，更有著“應該干什么”的正向要求。客觀來說，現在頂風違紀的行為少了，黨員干部做人有尺、行止有度。然而一些人卻玩起了誰也不招、誰也不惹的一套，還美其名曰“與世無爭、與人為善”。其實，對于錯誤的容忍，就是對于正確的擠壓。這樣的思想和行為，手段是置身事外，目的是討好賣乖，麻痹了是非、善惡、真假之心，與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背道而馳，看似好人，實則害人。有落馬官員感慨，“要是當初同志們提醒一下，不至于走到這一步”；塌方式系統式腐敗的蓋子被揭開后，當地干部反思自己“既是污濁風氣的受害者，又是造成這樣環境的一部分”……現實案例一再提醒我們：該發聲時不發聲，該表態時不表態，該斗爭時不斗爭，面對問題冷漠旁觀，看似“和風細雨”的背后，是損人損己損黨損國的“暴風驟雨”。

　　現實中，也存在反映問題被孤立排擠，“吹喇叭”“抬轎子”反成座上賓的情況，助長了明哲保身、哼哼哈哈的“官場哲學”。但作為一名黨員干部，為人情所困、為利益所惑，怕結怨樹敵、怕引火燒身，都是私心雜念在作怪，既是一種精致利己主義，更是一種不作為、不擔當、不負責的官僚主義。無論是一團和氣的“好好先生”，還是得過且過的“太平官”，抑或是愛惜羽毛的“開明紳士”，這些時常見到的角色，一個共同的心理就是“萬事留一線，日后好相見”，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得失看得太重，一個共同的原因就在于黨性修養、理想信念的缺失。

　　“你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令人深思。1954年底，西北地區群眾來信反映，在統購統銷中存在食油供應緊張、地方政府強迫命令、干群關系緊張等問題，習仲勛當即決定把真實情況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什么才叫共產黨員？什么才叫對黨忠誠？老一輩革命家以自己的行為啟示我們，對黨忠誠，應當是一種無私忘我、行端影直的凈氣，是一種鐵骨錚錚、腰桿挺直的骨氣，更是一種敢于碰硬、敢于攻堅的勇氣。

　　千言萬語，說到底還是擔當的問題。被譽為燃燈者的鄒碧華，迎難而上、不計毀譽地推動司法改革，有人罵他不近人情，他卻相信“背著黑鍋前行，是改革者必須經歷的修行”。90多歲的楊維駿反腐30多年，有人勸他都退休了就別管閑事了，他卻說“不能眼睜睜看著老百姓受苦不聞不問，誰欺壓百姓我就要批評提建議”。面對矛盾和問題，鄒碧華和楊維駿選擇了迎難而上、挺身而出；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像他們這樣的黨員干部，我們的事業發展才有了堅實的根基。“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這是一筆再明白不過的政治賬、人心賬。

　　2005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嘉善縣調研時，針對“不說好不說壞，誰也不見怪”的好人主義，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了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個人又有什么‘面子’不能拋開呢”。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當問一問自己這個問題。唯有每個黨員干部都勇于批評、敢于斗爭，才能以每個細胞的主動性凝聚起黨的強大戰斗力，在新時代贏得新勝利、收獲新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