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誼至今沒想通，自己參加的村保安隊，明明是經公安部門核準成立的，怎么就成了“黑社會性質組織”呢？

　　事情發生在福建省莆田市頂墩村。2007年12月，33歲的徐友誼獲刑1年半，罪名是參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尋釁滋事罪。而負責成立保安隊的村干部徐文景，被認定為黑社會的組織者、領導者，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半。

　　奇怪的是，不少受訪村民卻評價徐文景“為人不錯”。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身為村干部的徐文景，一直反對政府征收本村土地。一名接近案情的當地法院人士向記者透露，法官當年私下并不愿將案件定性涉黑，但上級有關部門堅持如此，這普遍被認為與徐文景反對征地有關。

　　2011年10月，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決定，認定徐文景等人構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依據不足、定刑不當，且在個罪方面也存在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問題。

　　3年半后，2015年4月2日，案件在莆田市城廂區人民法院重新開庭。

經公安部門核準成立的村保安隊

　　2000年，從部隊退伍返回頂墩村的徐友誼，聽說了村里要成立保安隊的事情。頂墩村是莆田市城廂區的城中村。城廂區是莆田市的中心城區之一，頂墩村距區人民政府僅5公里。如今，村莊四周高樓林立，村內住宅相對破舊。

　　那一年也是徐文景當選村黨總支書記、村主任的第一年。此前，他在村子附近從事電纜等工程生意，賺了不少錢。上任后，按照鄉綜治辦的要求，徐文景在頂墩村組織成立保安隊。

　　徐友誼報名參加了保安隊。當年8月，莆田市公安局為保安隊頒發了《福建省內部保安組織核準證》。核準證載明，頂墩村的保安人數滿額為11人。

　　徐友誼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保安隊最終招了10名保安，由村治保主任分管，隊長是村民徐慶華。隊員們白天執勤、晚上巡邏，主要任務是維護頂墩村的治安和交通，“有一次，公安局來村里抓一個逃犯，我們也配合跟公安去圍捕”。

　　按照原審法院的判決，這支隊伍被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2015年4月，重審開庭時，公訴人依然指控稱，徐文景指使徐慶華糾集徐友誼、徐青峰等人組建保安隊，實行嚴格的等級管理，同時要求其在行動上統一聽從其指揮。

　　對此，辯護律師認為，保安隊是依法成立的組織，不具備黑社會的組織特征；徐文景作為村黨總支書記、村主任，當然有權指揮保安隊。公訴人則表示，保安隊雖然依法成立，但在實際運作中偏離了原有職能，故有涉黑之嫌。

　　事實上，除了維護治安和交通，保安隊的確被分配了職能之外的收費工作。費用由村治保主任暫管，用于發放保安工資。

　　多名村民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當年，一些摩托車司機將車停在村口拉客，影響村民出行。村兩委決定，由保安隊向那些司機收取每月30元的車輛停靠費。

　　后來，一些嚴重超載的施工車輛常從頂墩村借道穿行。2003年4月，村兩委決定，由保安隊向每輛車收取每次5元的管理費、衛生費。一旦司機拒絕交錢，保安隊有時就將車輛扣在村部，直至司機交錢。此外，保安隊還面向在頂墩村開店的村民收取每月10元的衛生費，這同樣是由村兩委依據上級文件作的決策。

　　在原審法院的判決中，這些工作被認定為“強行收取衛生費、強行勒索過往頂墩村的車輛停靠費、過路費”，系“聚斂錢財”以“支持違法犯罪活動”的方法之一。

　　審計報告顯示，2003年至2007年，頂墩村改造領導小組4年間的收入約為396萬元。而村保安隊這期間共收入8萬多元，支出12萬余元。徐友誼表示，他的月工資只有420元。

　　“平均每人每天就收入幾塊錢，這點錢怎么支撐黑社會活動？”辯護律師表示，保安隊的部分收費的確沒有法律依據，但都是執行村兩委的決策，且事出有因，不宜夸大為勒索、涉黑。

　　公訴人對此表示，收錢數額的多少并不影響涉黑性質的認定。

通過土地“斂財”？

　　在檢方的指控中，徐文景的“斂財”行為與頂墩村的土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財富被指用來支持涉黑活動。

　　這塊土地位于頂墩村柳橋自然村。1993年，一家開發商拿到了這塊土地，按合同約定應于1999年前開發完畢。但直到2004年，土地依然閑置。根據土地管理法，開發商應該在獲得土地后的兩年內動工。

　　“看到土地一直荒著，我們就把另一片土地上的龍眼樹移植過來。”該村一村民說，樹種下沒多久，開發商強行把這些樹都拔了。于是，一些村民砸壞了開發商工地的設施。經過市、區、街道有關部門協調，開發商先后賠償村里39萬元和26萬元。錢轉入村財賬戶。

　　對于該事件，檢方指控稱，徐文景指使、組織本村保安隊及部分村民砸毀設施、阻擾施工，逼迫該公司將65萬元匯入由徐文景控制的村財賬戶。

　　辯護律師表示，多名當事人已證實事件不是由徐文景策劃，更沒有派出保安隊，只有該村的部分保安到了現場，但未參加砸毀。賠償則是在上級部門介入下協調解決的。辯護律師認為，既然65萬元進入村財賬戶，就歸村民集體所有，不應指控徐文景個人斂財。

　　村民之所以移植龍眼樹，是因為原本種龍眼樹的一塊面積107畝的土地即將被開發。正是由于這片土地，徐文景及村干部徐淑華、詹文華被指侵占50萬元贊助費。

　　原審認定，2003年，徐文景、時任村主任助理詹文華策劃，要求將某房地產公司在協議中付給頂墩村的贊助費由100萬元改為50萬元，另50萬元以勞務費另行付款。隨后，34萬元被徐文景占為己有，其余8名村干部各分得1萬元、兩萬元不等。

　　徐文景、徐淑華、詹文華均當庭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協議贊助費由100萬元被改為50萬元，而50萬元本來就是給個人的勞務費，不是公共財產。原因是，村干部在簽約后的半年內做了丈量土地、填土等大量協議之外的工作，房地產公司較為滿意。

　　“給個人勞務費的現象在拆遷過程中非常普遍，是個慣例。”辯護律師解釋。

　　徐文景說，由于村兩委換屆后可能出現人員變動，而拆遷還有更多、更難的工作尚未開展，為了保證換屆后的村干部還有積極性，所以34萬元由他暫時保管。詹文華也當庭持同樣的說法。徐淑華則提出，既然真的構成犯罪，為什么只有3人被起訴，其余領錢的村干部卻沒被追究刑事責任？

　　公訴人不認可徐文景等人的辯解。他表示：“房地產老板反正本來就要出100萬，不會在意哪筆是勞務費，哪筆是贊助費”。

在基層造成多起沖突？

　　“說保安隊涉黑，不對。但也不是沒有原因。”一名村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說不對，是因為保安沒有做殺人放火、持有槍支之類的事情，但保安確實造成了多次沖突。

　　徐友誼經歷過一次沖突。2003年11月的一個晚上，村干部徐淑華家被停止供電，于是請保安徐友誼等3人去電工潘金枝家詢問情況。潘金枝不在家，兩名保安各持鍍鋅管將水缸、高壓鍋等物品砸壞。第二天，潘金枝報案，但未解釋斷電原因。3名保安再次來到潘金枝家，砸壞家里的衣柜、彩電。兩次砸毀物品價值達2501元。

　　這不是保安隊第一次惹了麻煩。2001年，保安徐慶華帶人到鄰村一名舉報徐文景的村民家中。村民害怕遭到報復，提出愿意交2.5萬元解決此事。

　　這些沖突在原審判決中被認定為尋釁滋事罪，罪名被歸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內犯罪”之下。判決認定，保安均受到徐文景的指使，徐文景同樣獲刑。

　　辯護律師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實保安受到徐文景指使。同時，保安的行動均是事出有因，且是針對特定的對象，并非蠻不講理、無事生非的尋釁滋事。辯護律師提出，這些事情當中，當事人或早已達成和解，或當時已經被定性為治安案件、受到治安處罰，不宜時隔多年再提起公訴。

　　徐文景被認定指使他人犯罪的，還有2001年10月的一起非法拘禁罪。

　　一名當年參與拘禁事件的柳橋自然村村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年村民發現，村子107畝土地在村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賣了出去，前任村干部拒絕出示原始合同。一天上午八九點，村民看到了這名前任村干部，于是數十人圍上來要求解釋清楚。

　　這名干部后來被圍著來到村部。直到次日下午，干部托人去有關部門拿到合同復印件之后，才被允許離開村部，“在村部期間，他沒有被綁，可以睡覺，可以上廁所，家人也可以來送飯”。該村民表示，徐文景事先對此并不知情。辯護律師則列舉稱，趕來協調的鄉領導、柳橋自然村領導及多名村民均表示徐文景與此事無關。

　　除了這些“組織內犯罪”，二審判決書還列舉了10項“組織內違法行為”，包括有4件系因村民未交衛生費、停車費、過路費而被保安毆打，其余系保安威脅舉報徐文景的村民等。

　　在二審辯護律師看來，將“違法行為”羅列在刑事判決書中，有損法律文書的嚴謹。因為一般違法行為與犯罪行為有著本質區別，“加以羅列，難免有營造氣氛之嫌”。

　　“徐文景對保安個人的違法行為、對過激行為產生的違法后果，給予袒護、縱容，是十分錯誤的。這是當前基層組織、農村常見的社會問題，徐文景把這種現象演變得較為典型。”該律師說，“但如果把這種現象視同參加黑社會犯罪活動行為，顯然與法律規定的涉黑犯罪行為特征相差甚遠。”

法院知情人士稱獲刑與反對征地有關

　　2007年5月，徐文景被刑事拘留。頂墩村一名黨員還記得，此前，徐文景一直希望能由村民自主進行新農村建設，反對政府征收土地。“徐文景平時開會的時候也不提區里的態度。2007年年初，徐文景開會的時候說，我頂不住了，需要村里的老人出面了。”這名黨員回憶說。

　　早些時候，福建省人民政府已于2006年12月28日作出批復，同意莆田市人民政府征收頂墩村集體所有土地共17.658公頃。多名村民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差不多在頂墩村與當地政府的談判處于僵持狀態時，一些針對徐文景的舉報信再次出現。

　　舊事開始被重提。2001年1月，保安隊長徐慶華曾在村部因使用臺球桌的問題，與一名村民發生口角，毆打其頭部、腰部。當年，村民被鑒定為輕微傷。2007年5月31日，時隔6年，這名村民再次進行鑒定，損傷程度變為輕傷。辯護律師認為鑒定不科學，稱難以保證村民6年間未受其他傷害，“這有拼湊罪名之嫌，因為故意傷害罪的最低要求是受輕傷”。

　　檢方還指控，2004年4月，徐文景得知公安機關要抓捕徐慶華等人，為其提供逃跑費用，并把多名保安送往別處。但徐文景等人表示，不知道徐慶華涉案。檢方指控稱，2004年，徐文景為幫助徐慶華等人不被追究刑責，指使詹文華向司法人員行賄2.38萬元。不過，徐文景、詹文華被認定為行賄罪，但收錢的兩位司法人員并未被認定受賄罪。

　　公訴人表示，官員是否被追究受賄罪，不影響本案行賄罪的成立。辯護律師則稱，這并非徐文景的決定，而是村兩委討論通過的。

　　2007年12月12日，城廂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徐文景被判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犯罪、非法拘禁罪、尋釁滋事罪、窩藏罪、職務侵占罪、行賄罪。除徐淑華、詹文華外，另有3名保安獲刑。

　　短短12天后，莆田中院維持原判。二審未開庭審理。

　　“上級有關部門經常組織開會，要求兩個月審結此案。”一位接近案情的莆田法院人士透露，案件普遍被認為與徐文景反對征地有關，法官私下并不同意判為涉黑。

　　審判監督程序在4年后啟動。2011年10月，福建省高院作出再審決定。案件在莆田中院擱置了3年。2014年12月，該院裁定認定涉黑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發回城廂區法院重新審理。

　　在近日的庭審現場，已失去自由8年的徐文景再次激動地說：“如果不是土地開發，如果我不是為群眾說了點兒話，我今天也不會坐在這里。”

　　“不要說與起訴書指控無關的內容。”法官打斷了這次發言。（記者 盧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