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的監督軟肋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對上，縣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事業相對獨立，縣委書記可以針對縣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說了算；對下，縣委書記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說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縣委書記面臨的“利益誘惑”也很大。縣一級的城市拆遷、中小國企的改制等“項目”，往往是資金涉及到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重大工程”， 這些項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實權的縣委書記“一錘定音”，其中的“利益誘惑”對一般的領導干部而言都是一種考驗。

　　縣委不是基層，但緊靠基層；不在一線，但直面一線。縣委書記，主政一方，有“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之險。然而，目前對縣委書記的選用、管理、監督等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往往造成縣委書記權力過大而缺乏真正監督，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問題。

　　由于沒有人真正能監督縣委書記，這種權力最容易產生腐敗，他們有的大肆賣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貪污受賄腐敗驚人，有的一心只圖當大官辦自己的事而失職瀆職，對群眾的利益漠不關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國，縣委書記腐敗的新聞時有發生。在安徽，僅以阜陽為中心的皖北地區，就先后有18名縣委書記因腐敗被查處。過去四年，河南共查處貪污受賄的縣委書記22名。最為典型的案例莫過于株洲原縣委書記龍國華。在中紀委、中組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見》還不到十天，龍國華居然頂風做案，突擊提拔調整領導干部100多人，成為倒在中央“必殺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縣委書記。

　　權力過大又缺乏監督，“縣委書記”成為典型的高危崗位之一也就不足為怪。

　　縣委書記成了縣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轄范圍內，很難找到可以有效制約他的力量。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一把手”的墮落會直接導致區域政治生態系統的惡化。

真的“山高皇帝遠”嗎？

　　一般來說，遠離中心城市的縣一級往往是處于“山高皇帝遠”的“政治地理邊緣”， 使得權責不對稱、“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成為縣委書記工作中的最大困難。在分稅制下，財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財力不足，也使得這些書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縣級是突發性公共事件的高發地區，如何保證發展與穩定，是對所有縣委書記的考驗，如果處理不善，“甕安事件”就是前車之鑒。

　　這種“政治地理邊緣”，一方面給縣委書記開展工作帶來難度，另一方面，導致了官場潛規則更容易流行。

　　縣一級主管的權力過大，干部們會把這個縣看作是縣委書記個人的天下，好一點的會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壞一點的就主動參與買官賣官的潛規則。

　　這種現象在一些少數貧困地區表現的尤為明顯，如“千萬縣令”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三光書記”福建周寧原縣委書記林龍飛等都是賣官鬻爵“致富”的貧困縣縣委書記的典型。因為他們處在貧困縣的位置，“要想富，動干部”，除了賣官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么“致富”門路了。一縣幾百科級以上干部的任免權，只要緊緊地攥在縣委書記手里，就是一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財富。

　　原監利縣委書記杜在新在悔過書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監利書記有“八大金剛”神通廣大，要我謹慎小心免得重蹈復轍。而我呢？一到監利就被代某、胡某、蘇某等人盯上了，汽車行進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實說明，除了要加強對縣委書記的培訓和教育，還必須進一步完善機制、改革體制、創新制度，加強對縣委書記行使權力的監督與制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普通老百姓真正成為監督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將極大地彌補“山高皇帝遠”的制度缺陷和僥幸心理。

一個縣委書記的自白

　　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我懷著一顆火熱的心和抱著干一番事業的想法來到定遠，1990年我被選為副縣長。那時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怎么辦？就拿家里的煙酒跟他交換。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

　　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沖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之類的話，你離開后，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里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陳兆豐被喻為安徽省第一巨貪，110頂官帽賣了150萬，于2006年落馬。）

四、公安局長

公安局長的“白與黑”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

　　風險點：較之于其他部門，公安機關擁有廣泛的權力，其管理及職責范圍涵蓋行政執法及刑事司法兩方面。

　　1. 社會關系網復雜，誘惑重重；

　　2. 流血犧牲，人命關天；

　　3. 壓力巨大，危險重重；

　　4. 一言九鼎，監督薄弱。

　　近幾年來，不斷曝出的黑幕讓一些公安局長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去年7月20日，中紀委官網公布：天津市政協副主席、市公安局長武長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知情人透露，武或涉嫌利用專利在天津交通領域牟取不正當利益。據悉，武長順擔任交通管理局長11年，擔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長11年，發明的34項專利與智能交通等領域相關，而掌握其專利的公司多有公安背景，經營范圍也與其管理領域多有重合。專家分析，這種操作模式，很容易在采購過程中及對專利人的獎勵環節存在利益交換。

　　據此前媒體消息，原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曾發明多達150項專利。

　　此外，湖南耒陽公安局原局長肖強，河南南召公安局原局長李平，山西大同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亮……一個個公安局長相繼落馬。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1％的受調查者認同公安局長崗位風險高，位排第三。

　　這些落馬的公安局長，如果把他們的履歷翻到十年以前，很多都是“根正苗紅”的“優秀干警”、“明星警察”，有的甚至是“明星局長”，著名“打黑局長”。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有的公安局長落馬竟然是打黑打到自己。7年前，湖南耒陽明星公安局長肖強榮膺“打黑英雄”稱號，獲取榮譽無數；7年后，他被自己發動的打黑風暴席卷，鋃鐺入獄；2000年9月19日，文強活捉中國頭號悍匪張君，聲名遠揚，10年后，文強在重慶打黑中為自己的官場生涯畫上句號。

　　有人說，公安局長本來就是在染缸邊沿行走，每天與各種刑事犯罪、違法行為、地痞流氓、黑社會打交道，容易墜入染缸。公安局長雖然是“白道兒”的人，但是管的是“黑道兒”的事，在這個各取所需的社會里，如果無視黨紀國法，背離正確的價值觀，公權就會與黑社會結合，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后果極其惡劣。“黑老大”或直接繳納“保護費”；或讓“保護傘”在其長期盤踞的行業、企業入股分紅，甚至直接成為幕后老板。各種不當得利就此通過“黑老大”們的巧取豪奪，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保護傘”手中。同時，“保護傘”使他們繼續逍遙法外。金錢和利益就像一塊磁性很強的磁鐵，公安局長時時刻刻都要使出渾身解數，防止被吸住，在“黑”與“白”之間搏斗。

　　為什么這些落馬公安局長行走在“白與黑”之間？有人說，當上局長以后，接觸的世界不一樣了，于是耐不住公務人員依靠工資的簡樸生活，在一些“富人”面前內心失衡。

　　在中國政法行政體系中，公安局長們大都身兼要職，要么是市委（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要么是副市長（副縣長），位高權重。如果公安局長再兼職政法委書記，權力的觸角還能伸進法院、檢察院。公安局長一旦偏離了應有的執政理念，濫用職權，危害比一般干部要大得多。

五、組織部長

“官中之官”的困境

崗位風險系數：四星半

　　風險點：組織部長，掌握著官場中最為人看重的權力，處在最為敏感的地位。

　　1. 地位微妙，高度敏感；

　　2. 官場內外，層層壓力；

　　3. 制度缺陷，考驗最大。

　　在很多人眼里，組織部長是“管官的官”，是“官中之官”，上可以直接擔任黨的書記或者行政主官，下可以“號令百官，莫敢不從”。組織部掌握著最為重要的選人用人的權力，處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位。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47％的受調查者認同組織部長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