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全國鄉村治理案例揭曉 破除婚喪陋習等典型榜上有名

因地制宜采取合適措施治理不良風氣

　　解決紅白喜事大操大辦、村內公共空間無序等鄉村治理中的痛點難點問題，大力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建設；

　　強化黨的建設，加強黨對鄉村治理的全面領導，推動黨的組織覆蓋和工作覆蓋縱深下沉；

　　創新村民議事協商的形式，讓農民群眾真正成為鄉村治理的主力軍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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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去年首批發布20個全國鄉村治理典型案例后，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日前發布第二批典型案例，北京市平谷區“街鄉吹哨、部門報到”、天津市北辰區鄉村治理“五步訣”、河北省河間市“四位一體”聯動工作法等34個共六類案例榜上有名。

　　“總結推廣典型案例，既是落實今年中央1號文件關于‘推廣鄉村治理創新性典型案例經驗’的具體舉措，也是典型引領、推進工作的一種方法。”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司長張天佐介紹說，這些案例層級豐富、形式多樣、特色鮮明，從加強黨的領導、豐富議事協商形式、創新基層治理方法、強化縣鄉村三級聯動、引導多元主體參與、解決突出問題六個方面進行了歸納，針對鄉村治理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形成了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

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建設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

　　對捐款捐物、志愿服務等好人好事以及參與村級事務150多項給予信用加分；對一些不遵守村規民約，比如亂扔垃圾，不贍養老人等60多項不文明、不道德的行為給予扣分……山東省榮成市積極探索以信用為抓手的積分管理模式，目前已取得顯著成效。

　　兩年來，榮成的社會矛盾糾紛減少22.8%，農村不文明行為由10%下降到不足1%，農村志愿者服務隊伍由兩年前不足5000人達到現在的15.7萬人。

　　寧波市鄞州區則以全國首批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為契機，將基層小微權力監管納入區域治理現代化的體系建設中，推行基層公權力“三清單”運行法。

　　寧波市鄞州區委書記褚銀良說，“在寧波市鄞州區，只要點開基層公權力智管平臺，群眾就可以清楚知道所有村務如何辦理，大到村里的項目工程、集體資產處置，小到戶口遷移、出生證明等。”

　　張天佐說，機構改革以來，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立足職能定位，做好鄉村治理的工作統籌、部門協同、機制創新、試點示范，大力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

　　一方面，聯合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門創建99個全國鄉村治理示范鎮和998個示范村，為各地推進工作樹立了一批榜樣。

　　另一方面，聯合中組部、中宣部、司法部、民政部等6個部門在全國選取115個縣(市、區)開展鄉村治理試點工作，圍繞8個方面內容進行探索試點。張天佐說，“試點啟動一年來，已經取得階段性的重要成效。”

　　正是在此引領下，各地不斷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創新方式方法、提升能力水平，涌現出一批好經驗好做法。

　　張天佐認為，從總體上看，鄉村社會正在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鄉村治理面臨新老問題交織、現代與傳統碰撞、各種社會風險集成疊加的新形勢，強化實踐探索、總結成功經驗尤為重要。

因地制宜治理天價彩禮

　　近年來，一些農村地區天價彩禮問題、人情比附、婚喪事大操大辦等不良風氣蔓延盛行，成為農民群眾的揪心事、煩心事和操心事。

　　為解決這一問題，農業農村部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把不良風氣的治理作為一項重點，因地制宜采取合適的措施進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治理不良風氣成為不少地方鄉村治理中一個重要著力點。比如去年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河北邯鄲市肥鄉區通過六項措施推動不良風氣專項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今年發布的34個案例中，河北河間市破除婚喪陋習，推動不良風氣的治理。“這些典型案例的共同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依靠村民自治組織采取必要的約束性措施進行治理。”張天佐說，同時要求農村的黨員干部帶頭執行，黨委政府采取必要適度激勵和約束措施，推動鄉風文明的建設來解決這些問題。

　　具體而言，在市縣區層面由黨委政府進行統籌部署，營造一個專項治理的氛圍；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組織作用，完善村規民約或者制定紅白喜事標準，讓治理有章可循，并體現出大多數老百姓的意愿。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出臺一些配套的激勵性措施和約束性措施，通過正反兩方面來進行引導和推動。如免費在當地景區進行參觀、免費乘坐公交、優先辦理有關證件等。

　　“通過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依靠村民自治的力量和適當的方式，能夠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張天佐指出，從成效來看，這些地方紅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辦、天價彩禮等問題得到有效遏制。

　　村民紅白喜事的操辦支出費用大幅度降低，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和擁護，也塑造了文明鄉風。

形成鄉村治理政策體系

　　“十三五”即將收官，五年來，鄉村治理取得重要成就。張天佐認為，其中顯著成就之一是各級各有關部門圍繞鄉村治理的一些重點領域，如基層黨組織的建設、村民自治、法治鄉村建設、鄉風文明等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比較完整的鄉村治理政策體系。

　　同時，各級各有關部門在“十三五”期間不斷總結和提升基層的實踐探索，建立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建立健全積分制，用積分制來推進鄉村治理，從一個工作方法變成各地的一種工作制度安排；推進小微權力的清單制度、推動一村一法律顧問制度等，推出一批符合農村實際的制度性安排。

　　此外，形成統籌推進鄉村治理的工作機制。在國家層面，為加強各部門間的統籌協調、形成工作合力，國家層面建立中央農辦牽頭的全國加強鄉村治理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同時，20多個省份成立領導小組，定期會商重大事項。

　　張天佐強調，通過鄉村治理工作的深入推進，各地基層黨組織建設進一步加強，村民議事協商形式不斷創新，法治鄉村建設深入推進，鄉風文明建設得到加強，公共服務資源不斷向鄉鎮和村下沉，鄉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 本報記者 侯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