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本人來說,這是一次最有意義的創作。”作為《絕命后衛師》編劇,錢林森有著更多的感觸:創作的120天里,時刻受到劇中的每一個紅軍戰士、每一位紅軍家屬的感染。“整個創作過程都感受著黨的教育,接受了一次靈魂的洗滌。”
為何已退休封筆享受生活的錢林森會接手該劇?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創作的激情來自于閩西兒女英勇赴死的氣概。“我感受到什么,就想表達出來,把閩西兒女的精神和奉獻外化出來,讓更多人了解閩西的歷史、閩西兒女的犧牲精神。”
“比如在博物館里看到一塊簡單的木牌,毛筆字寫‘紅軍家屬’‘紅軍烈屬’。”錢林森說,一開始,幾乎家家戶戶成為紅軍家屬,幾年之后,80%都成為紅軍烈屬。“這意味著80%的家庭都有紅軍戰士犧牲,給他們享受的榮譽就是‘紅軍烈屬’這塊牌子,閩西兒女把這塊木牌看作無上的尊嚴。”
誠然,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閩西老區蘇區體驗期間,錢林森曾為閩西兒女投身革命事業的義無反顧而心潮澎湃,也一度為烈士名表上的樸實名字而潸然淚下……
記者獲悉,劇本的創作同樣充滿感動。原來,錢林森在創作期間患上了神經性耳鳴癥,如同耳朵里安裝了一臺抽油煙機。遇此情況,醫生強烈勸阻錢林森放棄工作。“閩西兒女在那種艱苦的環境下都能堅持革命真理,為中國革命奉獻生命,如今過著幸福生活的我還不能堅持下來嗎?”帶著這份韌勁和激情,錢林森繼續帶著耳鳴寫,寫著寫著,劇本寫完了,耳鳴竟也消失了。
寫完這個紅34師后,錢林森萌生了申請入黨的沖動;拍攝這部劇的時候,劇組里也成立臨時黨支部。錢林森認為:“到具體的人物細節中感受偉大的革命精神,大家深受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