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文安立教授
成全球性大國,中國需慎之又慎
冷戰史和當代東亞史權威專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原籍挪威,曾任挪威諾貝爾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學院創立過冷戰研究中心,是《冷戰史》主編以及多卷本《劍橋國際冷戰史》主編之一。他的《不安分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和世界》一書和“中國要學習當大國”等觀點近年也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關注。應《環球時報》之邀,筆者10月初專訪文安立時,他強調:“中國在成為全球性大國的道路上必須非常謹慎。”
中國要成為全球性大國代價高昂
張梅:談談您研究中國的感受吧?
文安立:1979年我第一次到中國,在北京大學留學,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能親眼見證中國從一個大而窮的國家發展成如今這樣一個世界大國,我感到十分幸運。我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都有合作,還有很多朋友或熟人來自中國外交部。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負責冷戰研究中心時,有一個針對中國外交官的6到9個月的培訓項目。
張梅: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和平崛起令世界關注,還有的擔心中國很快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超級大國。您認為,中國要成為“超級大國”還需要做哪些準備?
文安立:我不確定中國是否應該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因為這相當困難并且代價高昂,需要花費大量的物質資源、戰略力量、人力資源,我認為中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儲備起這些資源。但中國已擁有一些資源,從一個貧窮的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想很快中國就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體。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全球范圍內最重要的變革,中國為此必然付出很多努力,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立刻變得像通常理解的“世界大國”那樣。即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由于人口規模(龐大),中國仍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在中國許多地方旅行過,看到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巨大(發展)差異。中國在成為全球性大國的道路上必須非常謹慎。
中國需有大國支持和重要朋友
張梅:在成為負責任的大國方面,中國已做出很多具體的工作,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建設、參與國際維和、援助難民等。您認為,國際社會該如何看中國的這些貢獻?
文安立:我認為中國承擔國際責任對中國和整個世界都非常重要。我希望中國能繼續發揮作用。作為國際力量,中國在促進發展、維護和平以及推動國際經濟、健康醫療等領域合作發揮著積極作用。你知道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總有一些人擔心中國“崛起”,他們認為中國崛起速度太快或許將主導國際事務,但我了解的中國不太可能這樣做。我非常確定中國現在正致力于發展,中國的實力主要表現在經濟快速發展,這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全球經濟力量。在投資方面中國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在技術方面中國也有成千上萬的機會,這就是中國未來的樣子。
張梅:您有一個觀點是中國應有大國擔當,也表示過中國確實面臨很多外交挑戰。您會給中國外交部門的熟人和朋友提哪些建議?
文安立:中國外交真的很難掌控,因此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還需要快速學習。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中國不必喜歡所有的國家,也不必與所有國家交朋友,但還是需要改善與一些國家及地區的關系,如與日本、韓國的關系。事實上,中國需要擁有大國支持和重要的朋友,更要處理好與印度尼西亞、越南、韓國、日本等國的關系。
東亞和平,中美關系就穩定
張梅:以中日關系為例,您認為安倍政府否認侵華歷史,在這種情況下中日關系將怎么發展,只維持經濟關系就可以嗎?
文安立:我認為中日僅維持經濟關系是不夠的。無論是歷史問題還是釣魚島問題,都對中日關系全面發展構成挑戰,但只在經濟事務上有往來可能非常極端。我希望能避免這種現象。盡管中日之間有一段糟糕的歷史,但兩國仍相互依賴。你提到日本不承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是的,我贊同你的觀點。但多年以來,中日雙方合作,中國也從中受益匪淺,所以兩個國家必須要找到和解的方法。中國想成為一個大國,必須要更具創造力,如果說有胡蘿卜和大棒,我認為(處理中日關系時)需要更多的胡蘿卜。當然日本也必須改變其政策,使兩國成為朋友。
張梅:美歐目前面臨困境,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能做什么?能否保持與美歐的穩定關系?
文安立:我認為中國有良好的機會與美國和歐洲保持穩定的關系。美國與歐洲不同。中國可以擁有的最好盟友就是歐洲。對美國來說,關鍵點是在東亞地區。因此,東亞地區必須保持和平。如果中國能與其大多數鄰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家保持和平關系,中美之間的關系就可以相當穩定。事實上,這種穩定關系已有相當一段時間。一旦中國與美國領導下的鄰國發生沖突,那么美中關系可能會變得相當困難。
張梅:作為冷戰問題專家,您怎么看現在的美俄關系,是不是依舊處于“冷戰”狀態?
文安立:我不認為美俄之間現在是一場冷戰,因為經濟形勢已發生改變。蘇聯過去需要與全球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競爭,而俄羅斯現在不用這樣。今天的中國也不是這樣。中俄將有能力在大國之間崛起。美國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它也在捍衛自己的利益,所以現在就有政府間的妥協,這與冷戰時期完全不同。(作者張梅博士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僑務干校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