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算法

　　如果肉眼看不出餐盤里的差距，那究竟什么可以？

　　西電信息網絡技術中心的趙宇健老師在電腦里打開了“校園大數據決策支持平臺”——答案就在這里。

　　要從大數據中淘出經濟困難生，首先需要建立科學的量化指標。趙宇健把全校本科生2018年全年的消費數據調出，按早中晚3個消費時段把數據整合相加，獲得了18.73萬條數據。

　　結合學校平均水平，每月在食堂用餐60頓以上學生的消費數據是資助門檻之一，這是為了排除常叫外賣或外出實習的學生。

　　根據2018年西電學生消費水平統計，人均餐標是8元，學校把困難學生小額消費標準定在了5元及以下。“5元是一個臨界點，因為我們發現餐標在5元區間的學生和在6—7元區間段相比，人數驟降。”盧琳說。

　　大數據最后篩選出每餐消費遠低于平均水平的310名學生，比對學校困難生認定數據庫，有144人在困難庫，直接進入資助名單。

　　第二步就需要通過人工核實提升資助名單的精準度：學校通過深入學院、班級以及與輔導員實地探訪的方式核實不在困難生認定庫的166名同學，避免出現個別學生因為減肥消費較低等造成資助結果偏差。

　　人工智能學院輔導員楊坤當時就負責再審核，他趁集體活動時鎖定目標，漫不經心地和學生聊起胃口如何、是不是因為吃得太少才身體瘦弱……經過驗證，他學院里那兩位不在困難生庫里的低消費學生是因為“胃口太小”，他建議從初選名單中剔除。在這次人工復查中，166人中有59人被核實為困難生。

　　而鄭大的校園卡隱形補助在精準度上探索了更久，比如校園卡資助周期是1個月，每月統計前1年的消費動態數據，選擇1000名消費數據最低的學生進行資助，這樣可即時增補家中境況突變導致生活拮據的學生，補助金額也按照困難程度分級。

　　鄭大這份每月更新的大數據追蹤還被應用在了輔助困難生認定，去年學校將此數據和家庭經濟困難認定學生名單交叉對比，取消了部分有高消費行為學生的認定資格，同時增加了部分困難生入庫。

　　“月更”結果是有效的。鄭大小趙大二開學時收到過兩三個月的隱形資助，那時正值父親在工地上受傷，家中收入減少了大半。小趙本想每天吃饅頭佐醬幫家里減負，但他那段時間的異常消費被大數據篩查了出來。

　　算法還在更新迭代中，比如在新學期資助開始前，兩所大學都計劃將學生校園卡綁定支付寶、云閃付產生的消費納入統計。

　　家中度過困難期后，小趙的三餐消費恢復正常，補助也就自動停止了。此后小趙看到宿舍樓里有拎一袋饅頭低頭走路的同學，就會佯裝輕松上前拍拍他肩膀問一句：兄弟，最近是咋了？憑借這種方法，小趙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難的同學，借了300元錢給他。

　　“只有經歷過的人才會理解這一切。”小趙用過來人的口氣說。

　　對抗標簽化

　　其實沒有誰比黃旖更懂得“被公示”帶來的困擾。

　　她上高中時，學校把困難生的資格公示張貼在大門口，“每個人的名字被放得很大”。第二天班里一個女生跑到黃旖跟前，拉著她的手問：“你真的是困難生嗎，我怎么看不出呢？”當時黃旖沒說話，苦笑一下走開了。

　　在學校倡議隱形資助后，閃現在盧琳頭腦中的畫面是：18年前她剛來西電求學時，同班一位女生在床沿喝稀飯吃饅頭。冬天盧琳見她穿得單薄，特地從家里為她帶來了一條毛褲，但那位女生謝絕了，理由是“不怕冷”。

　　而另一位家境貧寒的同學獲得了一筆4000元學院里的企業助學金。此后她經常被指點議論，甚至有人說：“這就是拿了4000元的那個人！”

　　“現在資助體系完善了，困難學生面對資助的心態有所改善，但這不意味著他們不在乎‘困難生’這個身份標簽了。”盧琳說。

　　事實有跡可循，比如在西電上學期發放隱形資助的203名學生中，有59人是經過學院復查被發現的，原本不在困難學生庫里。“說明有一小部分學生即使家境貧困，也不愿意主動讓學校知曉。”盧琳說。

　　楊坤在一次暑期家訪時意外發現，一位成績拔尖學生家境很不理想，他詢問學生為什么不申請助學貸款，回答是：害怕同學另眼相看。盡管再三疏導，這位同學在新學期依舊不愿提出困難生認定申請。

　　為了撫平困難生身份帶來的焦慮，西電的助困活動常有很多“大費周章”的設計。比如有資助方為學校捐贈了幾十輛自行車，學校在全校范圍內舉行了一次自行車慢騎比賽，在挑選參賽者時，除了吸納部分普通學生更是通知了不少困難生。

　　比賽的結果是無論名次人人有獎。這樣一場資助困難學生自行車的行動也就轉化成了人人可參與的校內運動賽。無人機試飛、單反攝影技能培訓，甚至是去外省參觀訪學，這些本意向困難生傾斜的活動都以全校活動形式開放，盡管在人選上還是會暗暗偏向困難生。

　　學校資助中心也聽到議論覺得在助困活動中放入少數普通學生名額，是對困難生資源的侵占，但是老師們情愿背負壓力，向學校爭取更多參與名額。

　　不過也有的事需要“無為”。在西電每年出國交流的學生名額中，從不特設照顧困難生的名額，鼓勵公平競爭。

　　在鄭大，學校學生處處長劉超向記者說起過“提前設崗助學”的做法，也就是在經濟困難的新生入學前，為他們設立勤工助學崗位，13年里受益學生已經有858名。“等到其他同學來校時，他們會展現出像學校主人的自信，家境帶給他們的局促感就會消退。”劉超說。

　　黃旖也覺得進入大學后，自己對身份的焦慮在慢慢減退。

　　大一入學，寫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黃旖悄悄把表格掖在課本里，找個四下無人的時機拿出來寫幾句，現在寫此類情況說明，她不需要躲閃了。

　　也偶有“隱痛”發作時，一次宿舍同學想要把所有打掃工具準備臥室和衛生間各一套，黃旖覺得浪費，有一套就夠了，其他同學多有抱怨。黃旖一句話讓氣氛迅速降到冰點：“對，我窮！滿意了嗎？”

　　大部分時候，宿舍已有了默契，比如大家一塊兒在微信群里約著出去吃飯，見黃旖過了許久沒回復，就會主動換一家人均消費更低的餐廳。

　　直到現在，黃旖也說不上身邊哪些人也是困難生，這個身份標簽在這所大學正被刻意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