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漢市江漢區教育局科技電教站教研員徐大鵬記得，鐘揚常說“希望把好奇的種子種進孩子們的心里”。

　　上世紀90年代，徐大鵬和鐘揚一起在武漢從事科普工作。他回憶，在那個“科學家不如萬元戶”的年代，做科普沒錢，很多人不愿意做這件事，但鐘揚從來不談報酬，總說“有多少是多少，沒有就沒有。”二十多年來，這個植物學界的大科學家一直堅持給小孩子做科普教育，翻譯科普書籍。

　　鐘揚常和徐大鵬說，覺得應試教育扼殺了孩子們自由的本性和想象力，他毫不在意自己的兩個兒子在學校排最末兩名。鐘揚曾經說，自己做科普的一個原因就是希望人們能了解到科學的真諦，認識到植物學美妙和浪漫的一面，而不只是背了一些定義、會做題。

　　“他對科普的熱情影響了包括我在內的一批老師”，徐大鵬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今年73歲，仍然積極推進環保教育，目前是環保部宣教中心國際生態學校項目專家組成員。

　　有人不理解鐘揚為什么要做那么多看起來沒有回報的事情，他答道，“我們做基礎性研究的，心里想的應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鐘揚剛到復旦大學時，環境資源系瀕臨解散。到他去世前，復旦大學生態學科有了教育部的重點實驗室、國家重點學科，近期進入了首批一流學科建設名單，排名世界靠前。

　　為了讓學生可以潛心研究，鐘揚專門設立研究生服務中心，讓辦手續的學生不需要到處跑，還鼓勵工作人員在5點后學生不上課的時間辦公。

　　剛到西藏大學時，鐘揚發現學校的植物學專業沒有教授，沒有一位老師有博士學位。老師們告訴他，他們見過一撥又一撥援藏的科研人員、專家，但都是來了走，許多都沒留下什么合作成果，更別說留下來了。

　　跟著鐘揚讀博士前，德吉就已經是西藏大學的教師。那時她的孩子剛讀幼兒園，覺得自己“沒必要取得更高的學歷”。鐘揚鼓勵她，讀博士不僅是學歷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科研能力的提升，和對自然的探索。目前已經有5名西藏大學的老師攻讀博士學位。

　　鐘揚曾立誓“植物學博士點不批下來就不離開西藏”，當時自治區和西藏大學的領導都覺得不可思議。現在，西藏大學已經招了6名生態學博士。鐘揚培養的5位藏族博士中，有4位留在了西藏大學。

　　剛到西藏時，鐘揚自己掏錢帶西藏大學的老師到復旦大學等國內知名高校進修教學和科研工作。后來，他還建立了學生交流項目，讓西藏大學優秀的學生到上海，甚至海外學習。

　　很多學生第一次離開西藏，“他們有了信心和決心，有的立志將來一定要到上海念研究生”，德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這些學生現在有的已經回到藏大任教，有的到國土資源部、環保部等部門工作。

　　鐘揚常說教師是自己最在意的身份。招學生時，他不考英語，也不看知識面，只看興趣——必須是喜歡做植物研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位對植物學知識信手拈來的教授，原來學的是無線電專業。他曾專門到武漢大學進修，辦公室常常是夜晚唯一亮燈的地方。

　　“現在老師去世了，我們就像丟了主心骨一樣”，德吉說。鐘揚去世十多天后，德吉還每天把他過去的報告找出來聽。“以前不管是申請項目還是做研究，我總會在中途就想放棄，或者思路亂了，但老師總能幾句話點醒我。”德吉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記住老師的思路。

　　而在上海，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的吳家睿研究員感覺鐘揚從來沒有離開，“我去世后一定會去找鐘揚，在擠滿了仰慕者的大廳里，找一個小凳子靜靜地坐下，聽他永遠講下去。”（實習生 王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