靴子終于落地。4月19日，外交部發(fā)言人陸慷在例行記者會回答記者提問時證實，國際刑警組織已經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貴發(fā)出了紅色通緝令。

　　50歲的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政泉控股）實際控制人郭文貴2014年中出境后始終未歸。此后，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馬建、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張越于2015年1月與2016年4月相繼被捕。張越目前已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涉嫌受賄罪，受賄數目巨大。2017年2月6日，馬建也被最高檢以涉嫌受賄罪立案偵查并采取強制措施。

　　4月19日，在一段時長大約20分鐘的公開視頻中，馬建自述了自己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干預，如何為郭文貴解決與合作伙伴曲龍的糾紛、如何幫助郭文貴違規(guī)低價收購民族證券、如何幫助郭文貴從網上刪除并制止媒體的負面報道，如何從郭文貴處獲得6000萬元利益回報的部分過程。

　　隨著馬建、張越等人案情的進一步明朗，郭文貴通過行賄等非常規(guī)手段控制少數高層級官員，得以利用公權力和國家特殊部門力量介入普通商業(yè)行動、打擊商業(yè)對手、非法豪奪的路徑，已更為清晰。

　　舉報者曲龍

　　47歲的曲龍為中垠投資發(fā)展有限公司（下稱中垠公司）董事，他與郭文貴，原本是多年合作伙伴，曾擔任政泉控股執(zhí)行董事，后因生意糾紛與郭發(fā)生沖突。曲龍從2010年開始舉報，稱郭文貴勾結時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和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等，以違法違規(guī)方式收購民族證券。

　　盡管有此舉報，就在郭文貴順利辦理民族證券控股權受讓手續(xù)的前一日，2011年3月31日，曲龍被以“涉嫌非法持槍”為名，被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從北京帶走。曲龍稱抓捕他的執(zhí)行人員為安全部某處處長高輝、河北承德市公安局以及郭文貴手下的保安等相關人員，共計10余人。

　　根據財新記者此前獲得的曲龍舉報材料描述，曲龍與郭文貴于1997年前后相識，郭曾在當時曲龍的汽車修理廠維修汽車。郭文貴到北京發(fā)展后，投資房地產而資金短缺，于2004年底通過曲龍向民間借貸拆借過一筆1.5億元的資金。因郭當時不能還款，幫其出面融資的曲龍于2005年6月被捕，在曲龍家人支付款項后，于9月取保候審。

　　郭后來再度找到曲，表示希望深度合作。2008年5月，曲龍被郭文貴任命為政泉置業(yè)的執(zhí)行董事，代行董事長的權力，約定年底分紅不低于500萬元。

　　但兩人新的合作關系并未持續(xù)太久。在此后的天津華泰收購案中，因涉及數億資金之利害，郭曲二人反目成仇。

　　2010年，曲龍開始向國家安全部紀委、中央紀委寫信，實名舉報郭文貴收購民族證券過程中勾結馬建等人存在的問題。“我向國家安全部紀委、中央紀委等相關部門實名舉報郭文貴收購民族證券過程中侵吞巨額國有資產的問題之后，郭文貴在第一時間致電我，明確告知其完全知曉我實名舉報之事，恐嚇我‘你敢告我，找死，倒數時日吧！’

　　在被曲龍舉報的同時，郭文貴針鋒相對，安排手下人連續(xù)舉報曲龍涉嫌商業(yè)欺詐。根據前述馬建視頻陳述，北京市公安局以此事是經濟糾紛為由兩次拒絕立案。此后，經馬建安排，由安全部出面協(xié)調北京市公安局，對“曲龍敲詐案”進行查處。在安全部協(xié)調北京市局未果后，時為河北省政法委書記的張越，安排河北省承德警方開始對曲龍立案偵查。在此過程中，馬建多次派人以安全部名義去河北或發(fā)函，表示郭文貴是安全部門的工作關系，督促承德方面加快辦案。

　　2012年，河北省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人民法院和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和二審以職務侵占8.55億元，判處曲龍15年有期徒刑。

　　自2015年起，曲龍的家屬和律師一直在積極上訪申訴。曲龍稱自己因天津華泰股權之爭與郭文貴鬧翻后，遭郭文貴伙同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張越及國家安全部原副部長馬建合謀設計陷害。今年“兩會”期間，有全國人大代表將曲龍案材料提交至最高人民法院。曲龍的妻子告訴財新記者，目前最高法方面在河北正復查該案。

　　非常規(guī)收購民族證券

　　曲龍始于2010年的舉報，主要涉及郭文貴通過非常規(guī)手段，依靠張越、馬建多次以河北政法委、安全部的名義，或親自出面，或派員持安全部公函，幫助郭文貴在一年內全面收購民族證券。

　　2009年12月，郭文貴的政泉置業(yè)以2.91億元受讓石家莊商業(yè)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6.81%的股份。石家莊商業(yè)銀行當時是民族證券第四大股東，2009年12月在北京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讓上述股權。具有優(yōu)先受讓權的首都機場、東方集團等其他老股東均未能參與摘牌。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在收購過程中，為避免正常收購競爭和溢價，郭文貴借助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力量，以國家安全部的名義，由河北政法委協(xié)調河北銀監(jiān)局，將石家莊商業(yè)銀行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以協(xié)議形式低價收歸政泉置業(yè)。”

　　2010年6月13日，中國證監(jiān)會批復了這一交易，政泉置業(yè)方浮出水面。

　　取得入場券后的郭文貴繼續(xù)前進，下一步準備獲取首都機場持有的61.25%的民族證券股份，但首都機場和民航總局一開始并不配合。馬建在前述視頻中稱，時任民航總局局長李家祥采取不表態(tài)的態(tài)度，并透露出希望有金融背景的公司收購。郭文貴的政泉控股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fā)，顯然并不符合這一條件。

　　郭文貴找到馬建，希望以安全部的名義協(xié)調。馬建親自面見李家祥，向其表達了郭文貴和安全部的關系，希望在收購民族證券的事情上得到民航總局的支持。

　　2011年1月13日，首都機場將61.25%的民族證券國有股權于北京產權交易所掛牌，掛牌價為16億元。這一價格被認為是“白菜價”。掛牌通告顯示，評估基準日為2010年6月30日，民族證券凈資產賬面價值17.81億元，評估值為25.04億元。而同期未上市券商股權轉讓中，普遍的轉讓價為市凈率的2-3倍。即使按一年前政泉置業(yè)受讓石家莊商業(yè)銀行手中民族證券股權時的2.75倍市凈率計算，首都機場手中的民族證券股權至少應該值30億元以上。而首都機場所持民族證券的控股權，溢價本應更高。

　　曲龍在舉報材料中稱：“2009年至2011年，郭文貴伙同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個別工作人員，多次開具安全部公函，要求民航總局、首都機場集團將首都機場股份公司持有的民族證券股權低價轉讓給政泉置業(yè)；以國家安全工作需要為名，向北京國資委、北京產權交易所出具安全部公函，馬建以安全部名義親自出面協(xié)調，要求北交所設置排他性條件，使得政泉公司成為惟一受讓人……郭文貴與少數國家權力機關工作人員，內外勾結，致使優(yōu)良的數十億國有資產流失。”

　　一位熟悉民族證券的業(yè)內人士向財新記者證實，在首都機場股權轉讓以及后續(xù)增資中，確實有安全部官員上門找到民族證券的主要股東，“他們態(tài)度很好，出示了身份和介紹信，稱郭文貴的公司是他們的合作伙伴，希望關照，價格低一些，以后不會虧待你們這些股東。”

　　2010年底至2011年初，收購方案上報中國證監(jiān)會，但在最后關卡再次遇困，因并不符合投資控股證券公司的資質，證監(jiān)會遲遲未批復。馬建再次出面，派人以安全部名義前往證監(jiān)會協(xié)商，最終獲批。

　　在此過程中，曲龍曾向北京產權交易所匯報情況，北交所因此推遲了郭文貴取得首都機場所持股份的進度。曲龍同時接受了媒體采訪。

　　馬建在前述視頻中稱，在郭文貴的要求下，他再次出面安排安全部相關部門刪除了至少10次的網上負面報道。收購即將完成的關鍵時刻，郭文貴又以某媒體記者經常發(fā)表關于其負面報道意圖敲詐為由，再次找到馬建，馬建派人持公函約談記者，記者和報社承壓后消聲。

　　以非常規(guī)手段取得民族證券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地位后，郭文貴將民族證券變成了提款機。2015年9月，民族證券被中國證監(jiān)會立案調查保證金被挪用案。根據天健會計師事務所在2014年出具的審計報告，民族證券的保證金有20.5億元去向不明。經有關部門查實，郭文貴指使民族證券高管和財務人員以“同業(yè)存款”名義，將民族證券20.5億元資金分數次陸續(xù)轉入恒豐銀行，同時簽訂《委托定向投資業(yè)務合作協(xié)議》作為“抽屜協(xié)議”；恒豐銀行根據民族證券指令，將資金以購買單一信托產品的形式轉給四川信托，再由四川信托根據民族證券指令以信托貸款形式分別轉給郭文貴指定和實際控制的公司。截止2016年底，民族證券被郭文貴挪用的這20.5億元，迄今僅追回3億元。

　　高官控制術

　　郭、曲紛爭，暴露出郭文貴俘獲國家權力機關核心人員馬建、張越等，非法動用公權力控制金融機構斂財的事實。

　　公開資料顯示，張越是山東廣饒人，現(xiàn)年56歲。他1980年4月從警校畢業(yè)后進入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任民警，之后在北京市公安局一處、國保總隊等部門任職，2001年4月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

　　郭文貴與張越在2006年前后經人介紹認識，郭文貴曾因公司人員酒駕肇事找過張越幫忙。由于郭文貴出手大方，迅速獲得了張越的好感。此后，逢年過節(jié)，郭文貴給相關人員送錢送物的名單中，張越出現(xiàn)在其中。

　　2007年12月，張越外放河北，出任河北省公安廳黨委書記，隨后任河北省省長助理、公安廳長。2008年6月，調至河北未滿一年的張越升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并繼續(xù)兼任省公安廳廳長和黨委書記，成為副省級高官和河北省政法工作的負責人。

　　張越在河北任職一段時間后，官場曾傳言其將調回北京接任要職。但張越原司機和秘書突然被帶走調查，張越一度也傳被查。郭文貴得悉后稱自己可以出面找人擺平此事，張越由此對郭文貴言聽計從。郭文貴又為張越安排了色情服務。有與郭文貴接觸的人士回憶，他曾表示，以后河北有事都可以找張越，“叫張越干啥就得干啥”。

　　和對張越不同，郭文貴對馬建更加恭敬。現(xiàn)年61歲的馬建是江西人，曾常年就職國家安全部，從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局長、部長助理拾階而上，至2006年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

　　郭在馬建升任副部長的2006年與之相識。郭文貴格外重視維系與馬建的關系，曾嘗試給馬建提供色情服務，不過馬建有多名情婦，故不好此道，郭遂改為其他手段。例如馬建喜好工藝品，出差在外時總會帶一些回國，郭文貴就投其所好，積極為其買單；此外，他還給馬建購買住房，并通過禮金、“借”給馬建買房等方式行賄。

　　2017年2月6日，馬建被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據馬建在前述視頻中陳述，2008年至2014年間，他收受郭文貴財物折合人民幣在6000萬元以上。

　　其中大宗權錢交易包括： 2011年前后，郭文貴在香港太古城給馬建購買了兩套合計200多平方米的房產；在北京，郭文貴曾兩次以“借錢”的方式給馬建及其親屬提供資金，先后購買了郭文貴開發(fā)的金泉家園6套住宅和金泉廣場的10套寫字樓物業(yè)，后又安排了回購，使得馬建及其親屬凈獲利2000多萬元。此外，郭文貴逢年過節(jié)給馬建的禮金少則一二十萬元多則六七十萬，合計也達到300多萬元；在馬建國外出差時，郭文貴則提供外幣給馬購物或買單，他還給馬建裝修房屋、訂做西裝皮鞋、給馬建留學美國的女兒交房租、安排馬建家人旅游，可謂無微不至。

　　收受了郭文貴巨大好處的馬建、張越，也不遺余力、投桃報李，動用國家賦予的強力公權，幫助郭文貴打擊對手、攫取私利、解決糾紛、疏通渠道。

　　據馬建在前述視頻中陳述，2008年左右，在建設金泉廣場時，郭文貴違規(guī)增加建筑容積率被相關部門發(fā)現(xiàn)。按照規(guī)定，北京市規(guī)劃委員會可對其處罰，最高可拆除超標建筑。郭文貴找到馬建幫忙，由馬建出面，和當時北京市一位領導溝通，又以安全部名義發(fā)函至北京市規(guī)劃委協(xié)調。最后僅對郭文貴公司進行罰款處理，郭文貴因此避免了數億元的損失。

　　郭文貴在北京的主要建筑項目盤古大觀和金泉廣場，地塊來自北京大屯鄉(xiāng)華匯房地產公司，并從該公司借得10億元前期建設的啟動資金。但郭文貴一直沒有還清借款，2011年左右，朝陽法院判決華匯房地產公司勝訴，凍結了郭文貴公司的賬戶以強制執(zhí)行。在此期間，郭文貴公司工作人員因為一次誤操作，將一筆兩億元資金匯入凍結賬戶里。

　　郭文貴再次找到馬建出面。為此，馬建派人持函向朝陽法院、銀行和大屯鄉(xiāng)說項遭拒后，便通過關系將北京大屯鄉(xiāng)鄉(xiāng)長和華匯房地產公司負責人的孫永華等人的賬戶凍結，與孫永華談判，表示如果不退錢回來，孫永華也得不到，如若同意退錢，則可以獲得部分賠償。在給孫永華及其子施壓后，孫永華只得退還了大部分的款項。

　　結交馬建和張越，利用他們手中的特殊權力攫財，令郭無往而不勝；馬建所代表的安全力量，張越所代表的公安政法權力，給郭文貴帶來身份上的掩護。在馬、張二人被查之前，境內公開資料不能查到郭文貴的照片，一度營造了郭文貴背景深厚、能量很大的神秘光環(huán)。

　　究其本質，郭文貴絕非正常的私營企業(yè)家，他從來信用全無、負債累累，一直利用特殊公權力游離于法律之上，并靠這種權錢交易同盟傾軋商業(yè)對手斂財，來填補自身的資金黑洞。（記者 高昱 崔先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