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8日，黃慕蘭在杭州迎來她110歲的生日。

　　這位出身書香名門的老人，1907年生于湖南瀏陽，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將一生最光輝的歲月投入革命。她隱藏黨員身份，轉入地下，屢立奇功，曾救周恩來于危難中。

　　在黃慕蘭110歲的這一年，她親述的《黃慕蘭自傳：最美紅色女“特工”親述》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再版。全書共38章，31萬余字。該自傳首度出版于2004年，講述了這位傳奇紅色女“特工”波瀾的一生，也展現了中國革命壯闊的百年。

　　在書中，黃慕蘭回憶了她接受進步思想的少年時期、從事地下革命活動的青年時期以及錯案平反后安度的晚年時光。其中，書中大篇幅講述了她的四段婚姻與革命工作密不可分的關系，也記敘了她與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等革命元勛交往的經歷。

黃慕蘭和陳志皋的結婚照。

黃慕蘭與陳志皋及其子女。

上世紀30年代的黃慕蘭

韶齡入周南，壯志慕蘭

　　黃慕蘭于1907年7月18日（農歷六月初九）出生在革命老區湖南省瀏陽縣。

　　黃慕蘭的父親黃穎初是當地有名的文人，與譚嗣同、唐才常一同在名儒歐陽中鵠門下受教。辛亥革命以后，黃穎初任長沙岳麓書院主任教習，是黃興、蔡鍔等人的老師。

　　黃穎初思想開明，對長女黃慕蘭十分寵愛，從未讓她受纏足之苦。幼年的黃慕蘭展現出極強的記憶和語言天賦，三四歲時，就能把新學的唐詩倒背如流。她還十分善于學各地的方言，到長沙學會了長沙話，到武昌又很快學會了講湖北話。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的春天，黃慕蘭進入進步教育家朱劍凡夫婦創辦的周南女校讀書，所用的學名是父親在她出生時取的名字，名彰定，字淑儀。

　　周南女校培養了許多杰出的人才，其中如向警予、蔡暢等，都是中國婦女革命運動的先驅。黃慕蘭說，有幸在那里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教育。

　　五四運動爆發后，黃慕蘭和周南女校的同學們積極參加運動。然而，當時周南女校的教導主任思想保守，在通過民意測驗了解到贊成罷課的同學姓名后，就分別給這些學生的家里寫信，含糊其辭地請學生家長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去教育。黃穎初收到信后，不知女兒發生了什么事，又因妻子病重，于是以“母病速歸”為由，將女兒接回家。

　　與同學、師長告別的黃慕蘭沒有想到，“這一離校門，就再沒有回去”。

　　雖然在周南的學習生活只有半年，但在那里所接受的啟蒙教育卻對黃慕蘭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產生重大影響，她說：“七年以后，我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決心在中國革命的道路上奮斗終生。所以，飲水思源，不能不歸功于五四運動的啟蒙。”

　　離開周南女校后的黃慕蘭，之所以會走上革命的道路，還要緣起于她的第一段婚姻。

　　1923年，年僅16歲的黃慕蘭遵循父母意愿，包辦完婚。對方與黃慕蘭從小訂婚，是位嬌生慣養、脾氣很大的公子少爺。嫁過去后，黃慕蘭忍受不了對方抽鴉片、打丫環的惡習，于是，請求父親接自己回家。

　　1925年，歸寧的黃慕蘭開始在家中自修，這段時間里，她閱讀了《列女傳》，其中最喜歡的就是花木蘭的事跡，非常欽佩花木蘭的孝友智勇，所以，參加革命后，她為自己改名“慕蘭”。

　　其時，恰逢北伐大革命高潮，提倡婦女解放，黃慕蘭父親很是推崇婦女革命先烈秋瑾，而秋瑾就是因為對包辦婚姻的不滿而投身于民主革命中。

　　以秋瑾為榜樣的黃慕蘭，在北伐戰爭前讀了大量與革命有關的文章、傳單、簡報，與父親一起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學說和《總理遺囑》：“深知欲達到革命之目的，必須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于是，帶著對革命的憧憬，和擺脫封建包辦婚姻的束縛并求得自身解放，黃慕蘭離開武昌的家中，到漢口的英美煙草公司去支援女工們的罷工斗爭。

　　在工會，黃慕蘭結識了領導罷工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委組織部長李子芬，和領導婦女運動的中國國民黨武漢特別市黨部的婦女部長杜韞章。在這二人的引領下，黃慕蘭加入了共青團，1926年11月轉入共產黨，之后以跨黨的中共黨員身份，在國民黨特別市黨部第二次黨員代表會上當選執委兼婦女部長。

　　1926年12月，國共兩黨在漢口的臨時中央決定派黃慕蘭去蘇聯學習，在上海候船時，董必武從武漢給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瞿秋白打了一個電報：“因工作需要，說服黃慕蘭放棄赴蘇聯學習，轉回武漢。”當時的黃慕蘭不愿放棄這個學習的好機會，但瞿秋白夫婦再三婉言勸導，告訴她如果不是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組織上也不會輕易改變派她赴蘇留學的決定。黃慕蘭最終服從組織的決定，返回武漢繼續革命工作。

　　后來回憶起自己參與革命歷程的黃慕蘭說：“如果家里給我包辦的婚姻稱心如意，我就不可能那么堅定地走出家庭參加革命，而且又適逢其會地立即投身到迎接北伐的大革命高潮中去。當時有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知識女性，大半是為了反對包辦婚姻的封建壓迫而走出家庭投身革命的，這就是那個時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