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的電影向來自帶話題。而《我不是潘金蓮》不僅頭頂著知名導演馮小剛、作家編劇劉震云良心之作的光環,還懷揣著第64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金貝殼獎”“銀貝殼獎”的榮耀,先是經歷了更換檔期的風波,又于上映后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場電影公司之間的排片之辯,再加上創新使用圓形畫幅的看點和女主角范冰冰突破“花瓶”形象的話題……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關于這部電影的各種討論,已經脫離了藝術創作本身,演變成一場社會輿論狂歡。那么,拋開這些外在因素,讓我們回歸作品本身,《我不是潘金蓮》的藝術質量究竟如何?
經過從喜劇到悲劇、再由悲劇回歸喜劇的一番探索磨合,馮小剛逐漸找到了商業訴求和藝術追求的契合點。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一方面將假離婚、上訪等以往影視創作中鮮少涉及、觸及現實社會痛癢的內容化為生動的影像,呈現在觀眾眼前,給人們帶來新鮮的觀感和深刻的思考;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過于直白的批評和說教,通過一系列藝術手法的嫻熟運用溫和含蓄地抒發主題,以幽默展現困境,用荒誕詮釋現實,找準了商業影片觀照生活的合理視點和切入現實的巧妙著力點。
在賀歲時期,王朔的語言風格和葛優的臺詞功底是馮式喜劇安身立命的根本。但到了《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有意嘗試超越語言和行動的喜劇風格,引導觀眾觀察反思,在琢磨故事背后的道理時體會到某種荒誕詼諧之意。要理解這部電影的深意,觀眾必須先接受一個荒誕的設定——農婦李雪蓮為了分房子,與丈夫假離婚。結果丈夫不僅反悔,跟別人結了婚,還污蔑李雪蓮生活不檢點,應該叫“潘金蓮”。于是,不服氣的李雪蓮為了給自己正名,一路執拗地告狀上訪,從法院、縣里、市里、省里,直至北京,一告就是十幾年。這場曠日持久的折騰過程最終因前夫在一場意外事故中身亡而收場。作為整個故事的推動者,李雪蓮缺少一個合理的行為動機。她假離婚有錯在先,所以從一開始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受害者”。法院依照法律程序處理案件,各級政府官員也照章辦事,還主動化解矛盾,幫助她走出困境。李雪蓮像一個串場人物,用自己的執拗行為,串聯起二十多個性格、經歷各異的男性角色。從縣長到市長,從法官到警察,從屠夫到廚師,每個人物都個性鮮明。創作者沒有刻意制造喜劇性,也沒有設置常見的喜劇橋段,而是通過塑造這些具有符號化意義的形象,牽引出社會世相和人情百態,不動聲色地制造喜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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