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圓形畫幅,以及方圓構圖之間的切換和寓意,也引發了觀眾的熱烈討論。圓形構圖以及低反差的畫面影調,有一種中國古典審美的意趣。它有意拉開了劇情和觀眾的距離,產生了間離的審美效果。這樣處理的高明之處在于,把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的困境轉化成文藝作品中戲劇化的情境。觀眾看到李雪蓮屢次命運受挫、陷入窘境、奮力掙扎的過程,會有超脫其外的優越感。但是觀罷回味,方覺自己也可能陷入此種無法擺脫的困境,因而生出感同身受的體驗。當絕大多數創作者都在極力模仿好萊塢和港式喜劇之際,馮小剛選擇向中國傳統敘事和古典審美尋找滋養,這種源自中國古代“中和”之美的敘事智慧,令人稱道。
影片沒有簡單地處理官民、男女之間的對立,讓觀眾選邊站隊,而是采用中國傳統文藝散點透視的敘事手法,以旁觀者的視點淡化劍拔弩張的戲劇沖突,消解矛盾的在場感,使觀眾以相對輕松的看客心態面對沖突的結果。這種處理方法導致影片的敘事節奏緩慢渙散,有些情節之間的銜接邏輯模糊、過渡突兀。影片的最后,創作者交代了李雪蓮假離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二胎,不斷上告的原因是要對得起流產的孩子,試圖用這個人道主義的悲情升華為李雪蓮這個人物的行為找到更為合理的邏輯支點。這看似彌補了之前敘事缺憾的聰明之舉,實則適得其反,制造了另一個劇情漏洞。觀眾不禁要問:“既然為的是二胎,那李雪蓮的大兒子哪去了?”影片對突然冒出來的這條線索缺少起碼的鋪墊,使李雪蓮的堅持變得更加不可理喻,可謂畫蛇添足。
當然,瑕不掩瑜。在這部作品中,馮小剛用鏡頭追隨時代,積極探索現實題材電影表現生活的廣度和深度,為文藝新常態下現實主義電影創作提供了有意義的生存樣本,這份努力和勇氣值得褒獎。喜劇電影和喜劇元素是這幾年國產電影創作的一大亮點和賣點。喜劇電影的票房十分搶眼,包含喜劇元素的影片數量越來越多,一批年輕導演借助中小成本喜劇在影壇嶄露頭角。但是良好的市場表現,卻無法掩蓋一部分國產喜劇片內容和精神的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