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于2008年,福建工程學院就成立了“福建地方文化資源研究中心”,開始了福建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編撰一部閩人著作與閩文化發展的“四庫全書”。《福建文化匯編》現已公開出版第一、二輯,分別收錄《文津閣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有關福建文獻及研究福建文化的著作,共260冊,收入福建歷代文獻599種,10500萬字,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
當前,福建省正在大力開展“挖掘福建文化資源打造文化品牌”的工作,啟動了“八閩文庫”文化工程,而《福建文獻匯編》恰好可以為建構“大閩學”提供文獻基礎。為此,近日專訪了《福建文獻匯編》主編、福建工程學院蒼霞學者郭丹教授。
彌補福建沒有總匯文獻的缺憾
龍超凡:福建工程學院為何要在福建省率先提出并著手編撰出版《福建文獻匯編》?何時開始啟動編撰?
郭丹:福建歷史悠久,數千年來積淀的豐厚的文化資源,哺育了許多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教育家、藝術家。這些閩地志士仁人的奮斗精神和道德風范,是一筆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他們或者是福建籍的,或在福建這塊土地上生活奮斗過,或與福建有關,他們都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過重大影響。
然而,我省文獻雖卷帙浩繁,卻一直零散未加系統整理,在《福建文獻匯編》(以下簡稱《匯編》)出版之前,福建一直沒有總匯文獻大成之舉。目前,江蘇、浙江等省的地方文獻整理工作已走在前頭,《臺灣文獻匯刊》早已經出版面世,福建地方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遠遠落后于兄弟省份,與我省文化地位極不相稱。2008年,福建工程學院成立“福建地方文化資源研究中心”,聘請臺灣著名學者龔鵬程教授和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執行主任盧仁龍先生為名譽主任,我為主任,朱曉慧教授為常務副主任,開始了福建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
福建工程學院雖然是一所以工為主的本科高校,但其前身可以追溯到近代著名文化人林紓和末代帝師陳寶琛以及孫葆瑨、力均等人于1896年創辦的“蒼霞精舍”,解放前又是享有盛譽的“福建高工”。福建工程學院的歷屆領導一向重視大學文化建設,特別致力于挖掘傳統文化資源為建設大學文化服務。他們在整理挖掘林紓等創辦人的文化遺產時,發現福建地方文獻整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撥出巨額資金,整合多種學術力量,成立了《匯編》的工作機構,開始了“匯編”整理出版的具體工作。
全面反映福建歷代文化學術典籍的面貌
龍超凡:《福建文獻匯編》收錄哪些文獻?您可否介紹《福建文獻匯編》的編撰情況?
郭丹:《福建文獻匯編》為福建工程學院與商務印書館聯合推出的大型福建歷史文獻系列匯編。為了使《匯編》的編撰出版順利進行,福建工程學院成立了出版編撰工作委員會,邀請了顧問,下設“出版工作委員會”、“學術委員會”、“編纂委員會”等機構,且有眾多的省內外學者參加。商務印書館和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給予大力的支持,負責出版事宜。
《匯編》所輯錄的文獻,限定為福建地域(以當代行政區域為準),所收文獻時間下限定于1912年以前;所收文獻,為閩籍人士撰寫或編述的傳世文獻、以及雖非閩籍人士卻是研究福建文化歷史的著作。為使《匯編》盡量收齊福建地方文獻,我們以文津閣版《四庫全書》為依據。文津閣《四庫全書》原藏于承德,現收藏于國家圖書館。第一輯收錄《文津閣四庫全書》中有關福建文獻及研究福建文化的全部著作,依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編輯,自唐宋以來迄明清歷代名家巨匠之作均收羅其中,同時補錄今藏故宮的《四庫撤毀書》兩種。全套書16開本,共160冊,收書計361種,6500多萬字,2011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第二輯依托《四庫存目叢書》,擇取其中有關福建歷史文獻編撰而成。全套書共100冊,收入福建歷代文獻238種,4000萬字,2014年由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目前第三輯的目錄編撰也已經基本完成,第三輯繼續以“四庫”系列為依據進行編輯。但是,除了“四庫”系列之外,其他的散見于各地的福建文獻,我們也將繼續編輯,或許出第四輯或補編。
龍超凡:《福建文獻匯編》所收文獻的收錄依據或主要考慮是什么?怎樣盡可能地全面反映福建的歷史文化?
郭丹:《匯編》要比較全面地反映福建歷代文化學術典籍的面貌,我們的編輯宗旨正是立足于這一點。在《匯編》編撰之初,我們便制定了編撰體例:一是所收典籍限定為福建地域(以當代行政區劃為準)。臺灣自清代中期獨立建制,且又已有《臺灣文獻匯刊》等多種文獻行世,故不闌入。二是所收典籍均為反映并體現福建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文獻。三是所收限于成書于1912年以前者。四是作者為福建籍知名人士撰寫、編述的重要傳世文獻或是非福建籍人士研究福建文化歷史的作品。以上原則,目的在于全面反映福建歷史文化。也有不收錄的幾個原則,如福建籍人士參與的官撰之作,與福建文化無關的不收;寄居、寄籍福建的非福建人作品不收;為保存原貌,只限于影印;各類著述中之有關福建史料不做摘錄輯入,只收完整之作。
為什么要從《四庫全書》中選錄?主要考慮的是其系統性,同時也方便以四部進行分類。《四庫全書》系列叢書現在出得比較齊全了。除了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出版,上海古籍社出有32開本)外,存目叢書、禁毀叢書、未收書系、續修四庫全書等都已出版,查找方便多了。除此之外,地方文獻還是有許多我們應該收入的,我們在后面的各輯中將盡量多的輯入。
我們以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出版為發端,是希望充分利用商務印書館百余年來的出版資源進行整合。文津閣《四庫全書》現藏于國家圖書館,是他們的鎮館之寶,但已經委托商務印書館出版,它與臺灣的文淵閣《四庫全書》都得到廣泛流行。而且,文津閣《四庫》比文淵閣《四庫》更加完整。所以我們《匯編》的第一輯即以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為發端,收書361種。《四庫全書》收書總數在3600種左右。《匯編》第一輯數量竟然占了《四庫》的十分之一,可見福建文獻的豐富。
龍超凡:與福建的地方文獻匯編相比,《福建文獻匯編》有何特點?
郭丹:與福建其他的地方文獻匯編相比,《福建文獻匯編》首先在于時間跨度長遠,從“四庫”所收的最早的文獻書籍,一直延續到辛亥革命前。它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福建歷史上的文獻特點,也可以從文獻的集成上看到福建歷史的發展變化情況。二是盡可能的收全。我們的目的是要能收集齊全。“四庫”系列之外,還有地方文獻,以至進一步收錄福建文獻善本、稿本、方志、金石、圖錄編等。三是書籍的目錄編制、開本等都注重使用方便。
為建構“大閩學”提供文獻基礎
龍超凡:《福建文獻匯編》是福建首部大型文獻總集,如何保證它的學術嚴謹性與權威性?
郭丹:作為一部大型的地方文獻總集,當然應該保證它的學術的嚴謹性與權威性。嚴謹性首先在于它的編輯體例的嚴謹,具備學術眼光。權威性則在于它要能夠真正反映出地方文化特點,并且有集大成的意義。這兩點,在編輯《匯編》時,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是,實際操作起來,卻有一定的困難的。比如,在既定的體例范圍內如何甄別屬于福建文獻的作品,就頗費心力。面對眾多的典籍,我們無法一一閱讀后決定去取,所以要借重前人的成果。如在編輯第一輯時,我們參考了朱維幹纂輯的《四庫全書閩人著作提要》,對從“四庫”中輯錄福建文獻起了很大的幫助。但是還是有一些福建籍作者作品被前人編入叢書中的,尚未收入。在第二輯中,我們以“四庫”存目叢書和《續修四庫全書》為依據,但這兩部書也有重復的,所以也要加以區別。此外,我們在編第一輯時以文津閣《四庫》為依據,文津閣與文淵閣是有不同的,如《匯編》第一冊第一部宋人陳瓘的《了齋易說》,文淵閣《四庫全書》則名為《了翁易說》,書同而名不同。陳瓘(1057-1124年),字瑩中,號了齋,沙縣城西勸忠坊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了翁其自號也”;而文津閣《提要》卻說“了齋其自號也”。(閣書提要與《總目》是有差別的。)我們以文津閣《四庫全書》為依據,所以書名則叫《了齋易說》。再一個方面,我們發現一些善本,或是稿本抄本,本來應該輯入,但文獻保有單位不肯提供,也只好望洋興嘆。
此外,毋庸諱言,《匯編》以《四庫全書》為依據,而《四庫全書》在版本方面并不是最好的,所以《匯編》在版本方面也存在著不足。在嚴謹性和權威性方面,我們已經發現了一些不足,希望在今后的編撰中能加以彌補。就已經出版的兩輯來說,我們也熱切希望專家學者提出批評建議。
龍超凡:編纂出版《福建文獻匯編》有何意義?對福建的歷史文化與經濟社會將產生什么影響?
郭丹:《福建文獻匯編》的面世,結束了福建省文獻雖卷帙浩繁卻零散未理的現狀,彌補了福建省歷史上地方文獻大型集刊的缺失和地方總集的空白,與前幾年出版的《臺灣文獻匯刊》形成文獻集成之雙璧,相映成輝,在閩臺文化交流方面有著重要意義。其所收典籍內容廣泛,學術文化價值極高,雖仍非閩人著作之全貌,但已可以看見辛亥革命以前閩人著作與千余年閩文化發展之概要,集中體現了福建文化的核心與精華,是目前國內最齊全的福建文獻大典,也是研究福建地方學術文化歷史的資料寶庫。
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加強弘揚傳統文化,強調古代經典應該成為民族文化的基因。中華傳統文化蘊藏于流傳幾千年的經典之中,“經史子集”就是傳統文化的載體。要把古代經典轉變為民族文化的基因,就應該認真學習古代經典,準確領會和掌握古代經典中所蘊含的精義,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它們轉化為文化知識,積淀為全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文獻整理,正是弘揚傳統文化的基礎性工作。目前,福建省正在開展“挖掘福建文化資源打造文化品牌”的工作,啟動“八閩文庫”文化工程,我們希望,福建工程學院福建地方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推出的系列《福建文獻匯編》能夠為建構“大閩學”提供文獻基礎,并為福建傳統文化工程作出更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