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大學生暑期社會實踐基本結束。與往年相比，記者發(fā)現(xiàn)報道投稿激增，高峰期幾天內就收到200多封郵件，都是大學生投稿，其中大部分是空洞的流水賬日記，有些團隊甚至一天一篇稿件。更令記者吃驚的是，有的學生甚至赤裸裸地提出：“麻煩幫忙上一篇稿件，學校有要求，可以支付相應的報酬。”

　　1996年，國家14部委下發(fā)通知，決定在大學開展送“文化、科技、衛(wèi)生”三下鄉(xiāng)社會實踐活動，2005年再增加“科教、文體、法律和衛(wèi)生”四進社區(qū)內容。走過近20年的暑期社會實踐，時至今日，已成為各大高校鍛煉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常規(guī)性活動，也是考核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指標。

評先評優(yōu)惹的禍?

　　作為學院實踐隊的宣傳員，小張最近有點煩。“三下鄉(xiāng)期間學校要求每天寫稿，我經(jīng)常凌晨2點才能睡覺，有學長告訴我們，可以事先寫通稿，然后直接投給媒體，至于實踐效果那就不得而知了。”而另一位宣傳員小林也是滿腹牢騷：“實踐期就5天，很多時候就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除了流水賬好像也沒什么可寫的。”

　　近年來，各大高校的實踐隊均特設了“宣傳員”這一職務，每天負責向學校報送實踐內容，而且各高校均鼓勵各學院、各實踐隊自行將稿件投送至媒體，“其中重點隊爭取至少有一篇報道稿刊登在報紙或有影響的網(wǎng)絡上”。在不少高校的實踐指導手冊上，專門開設了新聞宣傳的章節(jié)，還附有各主流媒體記者的聯(lián)系方式和郵箱。在實踐培訓會上，高年級學生對學弟學妹們學長也在不停強調“加強宣傳”。

　　為何實踐隊如此熱衷見報，福州某高校的大學生小陳一語道破天機：一切都是為了暑期社會實踐的評先評優(yōu)，而這又與個人榮譽休戚相關。

　　9月開學后，各大高校將進行暑期社會實踐評比，有的院系甚至制訂了量化考核指標，其中媒體宣傳報道部分，最高的國家級媒體可評14分，“媒體等級越高，分數(shù)越高，評上優(yōu)秀的概率越大”。

　　據(jù)了解，有的高校暑期社會實踐活動評比細則中，設置了“暑期社會實踐活動先進集體”、“優(yōu)秀團隊”、“先進工作者”、“先進個人”等眾多獎項。

　　“獎學金看的是綜合素質測評排名，其中德育測評主要看的是學生平時獲得的榮譽、參加的社會實踐活動。團隊獲得優(yōu)秀全體成員都可以加分，如果再獲評先進個人，還可以疊加計分。”福州某高校的學生小黃十分無奈。

考核折射行政化思維

　　福州市人大代表、福建廣播電視大學公共教育管理系主任趙容認為：“大學生社會實踐出現(xiàn)沽名釣譽、急功近利的弊端，其實就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管理思維的折射，為了迎合社會標準化管理的趨勢，于是設置了量化的評價制度，這種簡單化管理其實不符合社會實踐的本質要求。”

　　“對于大學生社會實踐，現(xiàn)在的定義還較模糊。我認為就是一個學生體驗社會的過程，強調在體驗過程中內化自己，因此不能一個模子出來。它只是一種形式，沒必要將其拔高，也不宜夸大其功能。”

　　記者調查發(fā)現(xiàn)，省內高校的暑期社會實踐隊伍每年少則150多支，多則300多支。但是參與的學生只占到學生總數(shù)的10%-20%，大部分學生社會實踐只能依靠個人。各高校雖然提倡社會實踐的多元化，由于缺乏引導和激勵機制，學生對于個人實踐的熱情匱乏。

　　趙容建議：“學校不宜太多干預學生的暑期實踐，實踐的過程手段可以多元化，既可以有專業(yè)實踐、高大上的實踐，也可讓學生在細微平常的生活中去體會。例如鼓勵學生回到家鄉(xiāng)、回到社區(qū)，觀察、調研周邊的山水、人文歷史甚至家庭倫理關系，這些未嘗不是好的社會實踐題材。”

　　福州某高校輔導員張老師表示，學校應針對學生個人分散的社會實踐活動加以鼓勵，“大學期間，對學生多次的社會實踐形成的成長記錄，進行綜合評價，這樣能起到較好監(jiān)督作用”。

　　福建醫(yī)科大學解剖學人體與組織胚胎學系主任王瑋曾經(jīng)連續(xù)9年帶過暑期實踐隊，他認為，社會實踐是大學師生接觸社會、鍛煉自我、服務社會的好方式，“但是一些政策指導和獎勵措施應當更人性化”。（記者 張穎 實習生 尹永強　郭純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