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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方面,同為工薪階層,在浙江工作的父母也不禁慨嘆江西的親戚“賺得都比我們多”。近年來,大姑姑一家在當地鼓勵創業的浪潮中,與別人合伙投資了果園,每年能得幾萬元的“外快”;在非重點中學教數學的小姑父,也在縣城近幾年不斷重視教育的風氣下,因勤懇工作做出成績,得了不少獎金;早期常往返于滬廣兩地跑客運的叔叔,也在贛州發展經濟的浪潮中,拿出積蓄承包了政府主導的工程,直到臘月二十八依然奔忙于銀行核算賬目。
不知是否因發展而不可避免的,是年味兒的淡去。在這座江西縣城,上演著前幾年在浙江小城同樣遭遇的冷清。除夕零點一過,噼里啪啦的爆竹聲響了不到1個小時便恢復寧靜;大年初一,前幾天因擠滿粵、浙、閩、蘇車輛而擁堵的街道,少有車流和行人;如雨后春筍般冒出的許多“豪華酒店”也門可羅雀,曾經十分火爆的溫泉生意都無人經營。
人都到哪里去了?想要尋找更質樸的“鄉野年味兒”,只能再回到農村。
坐著姑父的小汽車在修成不久的水泥路上奔馳1小時,終于來到了父親生長的山間鄉鎮。貼滿瓷磚的清一色低矮平房、沿街店鋪擺在路面上賣的大紅包裝的煙酒年貨、濺滿泥點但外殼嶄新的摩托車,當年令我崩潰的“鄉村審美”,此時都充滿了一種原始的張力和韌性。
在鄉村定居的,多是平時外出謀生的親戚們,雷打不動的“做客”文化讓難得一見的他們相聚一堂。喧鬧的酒桌上,侃侃而談者常常是小有成就者,而賠了錢、欠了債、經歷不順的人往往只是長嘆一聲,不愿把這些心酸拿到酒桌上分享。在面紅耳赤的勸酒與此起彼伏的“恭喜發財”聲中,我竟然得到了某些慰藉。這種質樸的鄉音,讓我第一次感覺,還是回老家過年好啊。
然而其樂融融下也掩藏著無奈。坐在新造的房子門口,一位遠房的爺爺告訴我村子里的土地大都已經荒廢,遍布雜草;在村鎮中學擔任歷史老師的叔叔吐露,許多留守兒童讀完初中就隨父母外出打工;當晚上開車返回縣城時,所有的車輛都開著遠光燈,緩慢地行駛在沒有路燈的道路上。
而就在江西的父老鄉親們推杯換盞之際,浙江小城的朋友們紛紛選擇春節外出旅游。其中占很大比例的目的地,是江西、安徽、貴州、云南等打著“原生態”標簽的鄉野村落,草長鶯飛、牧歌千里的“田園風光”掩蓋了曾經破落不堪的“泥土味兒”,成為“城里人”新的寵兒。于是,第一故鄉和第二故鄉產生了一種神奇的和解。
然而當正月初七,在老家吃撐了土雞土鴨、吸慣了潔凈空氣的我,再次踏上返回浙江的火車時,卻發現扛著麻袋的打工者、戴著耳機的大學生、西裝革履的中年人……依然被塞進了同樣味道的車廂,這一刻,我還是不確定自己到底應該屬于哪片土地。故鄉到底在哪兒,這個問題20多年我都沒找到答案。(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