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好好先生

高逸鴻和龔書綿

　　關于泉州的所有記憶，停在了1946年以前。

　　那一年，22歲的龔書綿從福建國立第一僑民師范學校畢業，僅在永安及福州兩地教小學一年，就被分配到臺灣教國小語文，后升學臺灣省立師范學院，畢業后，仍從事教育工作。

　　回望自己近一個世紀的一生，龔書綿覺得最圓滿有兩件事，其一是成為一名教師，另一便是嫁給自己的先生。

　　她的先生高逸鴻是臺灣著名畫家，亦出自浙江一門望族。臺灣文藝界有一段關于他們夫婦“一字姻緣”的佳話。

　　當時龔書綿已在臺灣師范學院任教，課余時參加音樂協會的百人大合唱。“在五樓，他在六樓開畫展。因為去太早，就溜達到樓上，發現字和畫很漂亮，便一首首看過去，結果在一幅柳燕圖的題詩里，發現少了一個字。我們的緣分便從這個字開始。”

　　婚后，高逸鴻深知妻子的文學底子，一直鼓勵她堅持寫作，教她作畫：“握住你的筆，那是別人搶不走的。”龔書綿報紙上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是一篇影評，就是作朋友時期的高逸鴻幫她偷偷投的稿，是他們第一次約會看的電影《寒夜琴挑》，西洋文藝片。

　　“有天早上6點鐘，我的一篇文章登報，畫友來電告知，他在一樓畫室接到電話，氣喘吁吁跑上二樓，興奮地一路喊著：‘阿珊（小名），阿珊，賀電來了！賀電來了’。我的文章登出來，他比我還高興。”

龔老師在說起自己的先生時， 表情最是神采奕奕，好似一個滿心歡喜的少女。

　　“我一直覺得，這位先生真的是太好了。”龔書綿一直感恩生命里能遇上這位丈夫。不過，這位“好好先生”其實并未讓她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反而是龔書綿為了讓高逸鴻專心畫畫，承擔了家里所有的內外事務。

　　她算計著先分期付款買第一套房，等6個孩子都長大后，就可以賣掉第一套房換大一點的房子。第二套自建房，由她自己買材料，叫工人，督工地，辦各種證明。

　　她說，單靠她那份工資，就要算計得緊些，如若遇上“王公大臣”，畫賣得好，多少補貼家用。只是，高先生喜愛交友，豪情仗義，往往畫了10張畫被送掉7張。

　　幸好文人的日子吶，并沒有要求那么多。若有一人作畫，一人從旁吟詩，便是晴天。

永遠的泉州女孩

2000年，龔書綿回大陸代表泉州參加老年人合唱團賽事。 唱歌一直是她從小的興趣。

　　這次回泉州，還有一件重要的事。

　　高逸鴻先生過世后，龔書綿有意將自己和先生的一些書籍盡量捐給家鄉，這次整理出一部分，將捐贈給泉州一所學校。她不大習慣大家總稱呼她為作家、詩人，但對文學一輩子的執著，讓她深知“學而無文，行之不遠”的道理，“金剛經說，我們人生如泡影，只有文藝是空而不空，不然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便無以傳承。”

　　即便94歲高齡，龔書綿卻十分健談風趣，聊了兩小時，依然思維清晰。她學著父親的樣子吟誦《千家詩》里的第一首和最后一首，一句一句地跟我們解釋詩詞出處和含義。

　　拍照時，她總會扶一扶眼鏡，讓鏡框遮住眉毛，不要被拍到。“以前的眉毛還很清秀呢，現在不知道怎么了，眉梢都沒了。”龔書綿笑著嘟囔著。從小學到大學，她一直是同學里拔尖的。話劇、唱歌、演講，籃球、鐵餅、標槍，都感興趣，只要參加，就要得名次。

　　她不是要爭，只是人生里從沒有“敷衍”兩個字。相反，她極不喜爭議。“老子說：與其不爭，天下人莫能與之爭。”淡泊誠信處世，勤奮真誠待人，是其一生秉持的信條。

　　龔書綿鮮少激動，卻有一點，愛哭。這是一位香港的老記先傳出來的，但凡采訪過龔老的記者，都能心領神會。每每看到熟悉的西街古巷和東西塔，總禁不住落淚；哪怕重讀別人為她寫下關于兒時的文字，立刻就要哽咽，嘟囔著：“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個泉州女孩”。

　　這些年，她到過開元寺東西塔下，看到兒時與母親乘涼的青石板還在，府文廟戲臺上的南音還是舊時的曲調，倒是中山路變化最大，花花綠綠的遮陽罩都換掉了。

　　但這次，她沒辦法再隨處走動，因為腿摔傷，走路開始有點不便，幸好客棧的蔡小姐照顧，也還常有女文友去陪她聊天。一個人時，窗外就是西街，人來人往，仿若從前。

　　今年元宵，龔書綿又為故鄉寫了八首詩。其中一首回憶了這樣的場景：

　　“吃完除夕飯，母親跟我說，今天晚上不睡覺，父母就可以長壽。我真的不敢睡，夜里冷，就抱著第二天喜愛的新衣服，坐在火爐邊，磕巴著守歲……”

　　龔書綿記得，80多年前，紅燭相伴的那些除夕夜，母親把米和鹽一把把地灑進火爐里，噼噼啪啪，真是好聽。還有每日的晨起，她把做好的稀飯用稻棉捂著，家人還沒起，庭院里那么安靜，只剩下自己背書的聲音。

　　這樣的聲音，如今，只有她自己還能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