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抱怨,在國外,古稀導演堅持創作是司空見慣的事情,近如雷德利·斯科特79歲續拍《異形》和《銀翼殺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年逾80仍踐行每年一部美式主旋律。但在中國,大多數導演的創作似在中年就已停滯,鮮見老年有為者。然而,2016年底,66歲的張藝謀和58歲的馮小剛雙雙拿出新作,并持續發酵為市場熱點。從自我創新的角度來看,兩位導演在當下復雜多元的中國電影市場,依舊堅持突破和超越自我,試圖延長藝術生命,在中國電影界已屬難能可貴。不過幾乎是注定的命運,兩部電影所獲得的市場評價褒貶不一,兩位導演也再次身處商業與藝術的輿論“圍城”。
馮小剛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市場化改革特別是電影市場陷入低迷之際,張藝謀和馮小剛長期處于中國電影的風口浪尖之上,與陳凱歌一道演繹著“三國演義”的獨特風景線,并都曾在關鍵時期引領中國電影的走向。張藝謀和馮小剛的創作旨趣和影像風格不盡相同,卻分別營造了中國電影的導演品牌和票房神話。縱觀二人的創作生涯,都在不斷地求新求變,其創作路線巨大的美學、思想和價值差異,是他們一代電影人基于個人的藝術探索在主流電影市場轉型期的直觀體現。
現實主義精神在馮小剛電影中有著強烈一貫性和一致性。從早期的《甲方乙方》《手機》到近年的《集結號》《唐山大地震》,其作品對現實的諷喻思考一脈相承。在保持內容寫實的基礎上,《我是潘金蓮》將現實主義表達以實驗性的美學形式包裝,多了韻味,也多了寓意。影片畫幅所產生的疏離效果將其故事從紀實風格的原著文本中抽離,并通過精心的敘事安排,實現了既指涉現實又疏離現實的敘事策略,整體上建構了一種“有意味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