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與他的《我不是潘金蓮》是一次獨樹一幟的創作博弈。他嘗試在影片中將當代中國濃縮為一個矛盾的空間體,在美學上打破了主流畫幅標準,題材上摒棄了普法宣傳的主旋律手法,內容表達上則突破了正面宣教的固有程式,并意圖借此指認自己的導演身份和藝術思考。
影片的美學探索主要集中在方圓畫幅呈現上。圓形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古典繪畫暗合,畫面透視關系的改變也使觀眾聚焦于對“人”的體察。視聽語言的結構對應并加強了敘事文本的結構。影片敘事分別由兩組圓方畫幅段落構成,前后相隔十年,兩組時空形成了相反的主被動人物關系。事實上,無論圓形或是方形,構圖的和諧感與事件本身的沖突性形成了另一重形式與內容的反諷。這種精巧的視聽語言規劃,彌補了馮氏電影過往通俗化的形式影像,并重新包裝了其經過審慎思考的現實主義諷喻。
《我不是潘金蓮》形式和內容的嫁接創意雖略顯生硬,但仍較恰切地將形式層面的思考和內容層面的選擇性批判巧妙“縫合”。這是當代中國導演的另一重藝術夢想。馮小剛巧妙地在現實區間與創作自由之間尋找到平衡點,其形式和敘事都是經過多方博弈努力得來的結果。這種巧妙的題材把控和形式進取也完成了馮小剛的藝術夢想,影片在多個國際電影節展上獲得獎項意味著影片藝術風格被認可,也化解了馮小剛內心深處積壓多年的某種“情結”。
張藝謀
張藝謀所代表的是正統藝術電影體制下的電影人不斷“去個人化”,并向主流商業電影漸進的過程;馮小剛則恰恰相反,是從作為大眾的通俗創作層面不斷地拓展人文反思界面,進而凸顯自我藝術個性的努力。二人新作均可謂逆水行舟的極致,因此也導致了觀眾的不解乃至“憤怒”:一向有著藝術追求的張藝謀竟然放棄了個人化表達而“墮落”為特效大片導演,而向來以市場優先的馮小剛卻在現實主義的外衣下挑起了美學實驗的重擔。事實上,兩位導演及其作品都是在一貫的主流商業電影的框架內進行探索,并拓寬了中國電影創作的深度和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