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玲玲的哭聲從電話聽筒中傳來，“我爸爸找不到了！”

　　傷心的事情一樁接一樁，吳玲玲幾近崩潰。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剛剛宣布她姐姐案件的終審結果，轉眼間，她的父親就不再接家人的電話，仿佛消失了一般。

　　她給能想到的人都打了電話，得到的回答異口同聲：沒和吳永正聯系過。

　　這不是吳永正希望的結局：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五年來，他為自己的大女兒——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長吳英奔走呼號，始終堅信吳英無罪。

　　5月21日下午5點，他被擊垮了。

　　被改變的命運

　　20天前的5月1日深夜，位于北京長椿街1號的金色夏日長晨園賓館，寂靜的四樓傳來斷續的鼾聲。循聲而去，一間亮著燈的房間內，酒醉的吳永正仰面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房門洞開。

　　他并不善飲酒，可卻常常要喝酒，因為能在酒后很快入睡。房間的桌上始終有酒，中午喝不完的，就留到晚上喝。他還抽煙，不停地抽，一天能抽完四五包，一根接一根。

　　但這一切并沒有妨礙他保持整潔的外表。斑白的兩鬢被染得烏黑發亮，干凈的襯衫領子不見一絲污漬。1955年出生的他，和一般人們印象中的農民不一樣，他更像是城里的小老板。

　　是的，他曾經是個小老板。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他就是自己家鄉歌山一帶的名人。因為當年他帶領建筑隊在甘肅承包工程，由此發家致富，并給家里蓋起了三層小樓。在1980年的浙江東陽農村，這樣的民宅幾乎可以稱作是獨一無二。

　　可是，三十年后，吳永正一家依然住在這棟三層紅磚小樓里。他自己的積蓄在甘肅一場長達八年的官司中幾乎耗盡，而他的大女兒吳英，曾經的億萬富姐，并未給家人改善居住條件，就已身陷囹圄。

　　2007年2月5日，北京首都機場，吳英準備登機返回杭州時，被公安機關扣下，當晚被押至浙江金華看守所，隨后以“祝素貞”的假名被刑事拘留。吳英后來回憶說，2月6日是改變命運的一天。

　　改變的不只是她的命運，還有她全家人的命運。

　　她的丈夫周紅波(媒體亦有報道稱“周洪波”)，僅在2007年到2009年間出現過可數的幾次，隨后便銷聲匿跡。如今，他經營著自己的生意，對本色集團和吳英的事，已經不太過問。

　　她的父親吳永正，放棄了曾經輝煌的生意，把全部身心投入女兒的案子中。東陽、杭州、北京，五年來，他為女兒奔波的腳步從未停止。

　　她的母親，一位普通的農村家庭主婦，因為自己的丈夫不做生意而沒了經濟來源，但還在家操勞著，生活全靠其他三個女兒的補貼。

　　她的大妹妹吳玲玲做生意的同時身兼父親的司機、秘書及微博發布者，隨時待命。原本計劃出國的二妹妹，因為父親把錢用于償還吳英的債款而最終沒能成行，現在在東陽開了家美容院。同樣因為資金問題而沒能去美國讀大學的三妹妹，正在義烏打工。將吳英從小帶大的吳英的奶奶，更是因打擊太大，在2011年就去世了。

　　無法改變的性格

　　這些變化吳永正都看在眼里，但是他并沒有就此放棄為女兒爭取權益，盡管前路漫漫。

　　5月16日晚飯時分，北京白紙坊的一家飯館里，不等吳永正囑咐，領班就拿來了他喜歡的辣椒，全店最辣的一種。吳永正并未因此高興，只是稍稍點頭以示感謝。

　　這一天，他的心情如過山車般上下起伏，眼下正是最低落的時刻，他根本不想吃飯。早上，他的新委托人藺文財從北京趕往杭州，等待吳英案主審法官金子明的接待。吳永正滿心歡喜，盼望著浙江高院接受藺文財的辯護。到下午下班時分，從杭州傳來壞消息，金子明拒絕了藺文財，因為“未經吳英本人授權”，同時，也因為藺文財不是律師。

　　飯桌上擺著一瓶白酒和三瓶啤酒，喝完白酒的吳永正，還要喝冰鎮啤酒。酒后，吳永正偶爾能講幾句笑話，在逗得旁邊人大笑時，他的笑甚至沒有露出牙齒。

　　能改變的是命運，不能改變的是性格。五年來，吳永正以剛烈、耿直的性格示人。2011年4月7日吳英在浙江省高院二審時當庭承認非法吸收存款罪，吳永正直斥自己的女兒沒有骨氣，“如果吳英犯了罪，我自己都要把她打死！”“有罪就是有罪，沒罪就是沒罪，她要認這個罪，我寧愿讓她死！”

　　面對接連不斷的媒體采訪，吳永正重復地表示著同一個意思：吳英無罪。“如果吳英確實是騙子的話，哪怕她是我女兒，我理都不會理她。”身高不足1米7的吳永正，說這些話的時候鏗鏘有力，仿佛要用盡他消瘦身軀中的全部力量。

　　然而，時間來到2012年，微妙的變化出現了。2月12日晚，吳永正在東陽租住屋里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采訪時說：“吳英罪與非罪對我不重要了，吳英現在死與活，也都不重要了。但必須講個理！(如果)你們敢以權亂法，我就敢以身試法！”

　　5月16日晚，他再次向《投資者報》記者強調：“吳英的死活我已經不關心了，我就是想要個說法！”他將仇恨的子彈瞄準了金子明。

　　在寫給家人的明信片中，吳英用“倔”、“要強”和“執著”來形容自己父親的脾氣，說他會為了一個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但執著的結果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吳永正像導演張藝謀電影中的秋菊一般執著地尋找著“說法”。他周圍的人卻在擔心暴力事件的發生，他們開始擔心吳永正會失去理智。

　　一個人的戰斗

　　“不用擔心，這些都是他做父親的氣話。”云南里程律師事務所的朱建偉律師并不擔心吳永正。5月21日下午5點，身在杭州蕭山國際機場的他剛剛接到吳永正的電話。電話里，吳永正告訴他，浙江高院已經宣判了。隨即，朱建偉長嘆一聲，關閉手機，乘機飛回昆明。

　　不到兩個小時前，他剛剛提醒吳永正，要隨時關注浙江高院，“可能很快就會宣判了”。這位曾為褚時健案件做過辯護的老律師，參與過云南省涉案的廳以上干部的全部公訴，對案件有著非同一般的直覺。他在5月18日第一次到浙江高院被拒絕后，就開始提醒吳永正(詳見A14版對話)。

　　隨后的兩天周末，朱建偉逐漸發現，吳永正就是個樸實的農民，人很不錯。但身為父親，吳永正五年來只見過吳英四次，而且每次都是在法庭上。在這次宣判前，吳英更是有長達五個月的時間斷絕了音信。“他像沒頭蒼蠅一樣亂跑，沒有章法，太可惜了，至少應該有個‘救人專案組’和‘精英辯護陣容’。”

　　吳永正幾乎是一個人在戰斗。五年來，他隨時準備出發，行囊中的定型摩絲和洗衣液，都是符合航空托運行李要求的標準型號。他一個人出發，一個人做決定，幾乎不和家人商量。但他不是律師，更無法判斷辯護水平的高低。

　　5月21日晚上，吳玲玲終于打通了吳永正的電話，她把他送回歌山鎮那幢三層的紅磚小樓，希望他能多休息休息。當晚21點47分，實名認證為“吳英的父親”的新浪微博發布一條微博，稱對于這樣的判決無話可說，并質問浙江高院，“我上午的時候還在高院，他們為什么不告訴我！他們想隱藏什么？”6分鐘后，又發布了另外一條微博：“申訴到底！！五年不夠就十年！！”

　　不能承受的事情，現在必須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