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下午3時，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多名政協委員就有關議題作大會發言。

　　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設教研部主任王長江]:我的發言題目是《沿著權責對等的思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

　　王長江:對執政黨而言，全面從嚴治黨，首先意味著從嚴治權，意味著從權力配置，到權力運行、監督，都須有更高的質量和要求。其中，權責對等，是權力配置的一條基本原則。遺憾的是，在現實中，權責失衡的現象不在少數。理順權責關系，是進行深層次改革已經繞不過去的、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之一。

　　王長江:想講三點看法。第一，改革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深層原因在權責不對等。在現實權力運行上，可以發現一系列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現象。例如，在不少地方調研，都會聽到編制嚴重不足的抱怨。但是，很可能在同一地方，有數量可觀的人在吃空餉，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該單位連面都未露過。又如，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官員們常常抱怨自己待遇差、工資低，但是換一個場合，他們使用起公款的那股“狠勁”，就是發達地區的人也會刮目相看。

　　王長江:毋庸說，這種矛盾，在縣鄉黨委書記身上體現得再充分不過了。人們總覺得，在中國，縣委書記有很大的權力，風光得很。但是，您去和縣委書記們談，他們卻往往會訴說很多的無奈，諸如在上訪通報壓力下被上訪者拿住“痛處”，疲于應付；對項目、工程中的腐敗“有舉報必查”，讓他們在干事和不干事之間左右為難，糾結不已；等等。

　　王長江:這些現象，歸結到一個問題，似乎就是：官員們手中的權力到底是大了，還是小了？官員認為自己權小、不夠用，旁人則認為他們權太大，大到濫用權力不受限制，乃至腐敗。其實，既不能簡單聽信個別官員的一面之詞，認為他們權太小，小到“官不聊生”、成為“弱勢群體”的地步，也不能簡單認定他們的叫苦純屬忽悠、毫無道理。其實說到底，這不是一個權大權小的問題，而是權責不對等、權責失衡的問題。他們經常會顯得權力很大，因為有時用權隨意而又無需擔什么責任；有時他們要承擔很大責任，卻又缺乏履行這些責任所需要的權力。不少問題便由此而出。這比較典型地反映了當今官場的一種政治生態，值得我們深思。

　　王長江:第二，高度重視權責不對等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改革和權力調整過程中權責失衡的出現在所難免。但是，權責長期失衡，則可能引起一系列嚴重后果。以縣鄉的狀況為例：一方面，縣鄉是直接面對老百姓的基層。但在權力配置上，縣以上的任何一級都比縣有更大的話語權。長期如是運行，高于縣的層次往往截留了更多權力，而把責任推給縣鄉；縣鄉層次擔負了很多責任，但卻無足夠權力。于是，在權力配置上出現了上面權大而責小、下面權小而責大的總體失衡。

　　王長江:另一方面，在責任重、維穩和發展壓力巨大而又權力不夠用的情況下，一些不守規矩者往往會向外伸手。一是向上伸手，各種各樣的“跑部錢進”均屬此例；二是向市場伸手，往往導致企業負擔沉重，甚至業主紛紛“跑路”；三是向社會伸手，導致強拆、反項目維權等事件時有發生。最后結果必定是腐敗現象滋生、泛濫，黨群關系緊張，黨和政府公信力逐步喪失。上述情況，還會給老百姓造成一種片面的認識：越往上面，越是圣人、好人多，越往下面，越是壞人、惡人多。而實際上，這種狀況繼續下去，損害的不只是縣鄉黨委書記的形象，而是整個執政黨。

　　王長江:第三，對權力配置科學化，需要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深化改革，沿著權責對等的思路科學配置權力，是從嚴治權的一個治本之策。改革的重點，是逐步消除那種權大責小或權小責大的不科學狀態。例如，更多的針對地方的具體項目管理應當調整為宏觀的責任管理，給縣一級以更大的自主權、統籌權；更多名目繁多的檢查、評比、達標活動，應當改革為系統整合過的、比較統一的評估體系，讓地方和基層從忙于應付中解脫出來；更多地依靠制度規范和老百姓的參與，而不僅僅是靠上面的約束來營造官員“不想腐、不愿腐”的環境等等。朝這個方向深化改革，權力運行才有可能真正跳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根據網絡文字直播整理)

　　(原標題：王長江:改革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深層原因在權責不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