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潤帶著劇本初稿找到天山電影制片廠導演董玲。董玲是一位資深導演,她的主旋律影片《楊善洲》曾獲得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看完劇本之后,鑒于題材的敏感,董玲在猶豫之后決定加入創作團隊。
2015年春,主創團隊走訪了檢察官張飚、申訴代理律師朱明勇、張氏叔侄等人物原型。重新梳理素材之后,電影的脈絡從檢察官一條拓展為檢察官、律師、記者三條,涵蓋了更多的內涵,影片也最后定名為《無罪》。主創團隊并不滿足于重現翻案過程,“我們想往深層次挖一挖”。
2016年10月12日,張飚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了自己的觀影感受:刑訊逼供、無視申訴、監管之失,這些當年在現實中不好的方面,電影確實觸及到了,雖然很多地方只是點到為止,但也足以讓人深刻反思。
影片中,張云平(原型張高平)寄出滿滿一麻袋的申訴信,卻沒有收到任何回復;張云發(劇中張云平的哥哥,原型為張高發)到有關部門申訴多年,卻沒有留下任何記錄。“有關部門的一些人可能根本沒看,申訴材料就扔進了廢紙簍或者進了碎紙機了。”至今對記者說起這些往事,張飚的口吻中似也帶著悲愴。現實中,他當時發出的請求協助調查函,也經常石沉大海。
張飚坦承,這些情節是電影中爭議很大的地方。“命案必破,限期破案,不然你就下來換別人來;監獄管理確實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也有人觀影之后認為這么展現不妥。那些揭示我們工作上的輕忽、不足和漏洞的地方,看著確實讓人感到氣憤、無奈。”
慈悲與自由
那些爭議其實無關宏旨。在張飚看來,《無罪》最大的亮點是閃爍其中的人性的光輝。“如果說人之初、性本善,那么這部電影最想說的是,我們如何把扭曲的人性再扭轉過來。糾正冤假錯案,本來就是檢察官應該做的,我覺得沒什么好夸張的。《無罪》所要告訴觀眾的,是我們始終要找到我們的善良、真實、美好。法律是做什么的?懲惡揚善,驅除人間之惡,教人善良。法律告訴我們不能去殺人放火,搶劫偷盜。我們每一個司法人員、執法者都要從善,要有一顆慈悲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