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審判,因為我們逐漸成為保護我們文明世界不因為戰爭而走向毀滅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正義來懲罰那些已經造成并且給文明帶來巨大災難的個人,正義本身將淪為笑柄。”1946年6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季南的開場陳詞擲地有聲。
那一年的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世人所知的東京審判開庭。經過兩年多的審理,1948年11月12日正式宣讀判決。
68年后的11月12日,東京審判唯一健在的全程親歷者、中國檢察組翻譯兼檢察官秘書高文彬教授以95歲高齡來到上海交通大學的會場,向來自中、美、日、英、新西蘭等國家的學者回顧那段不能忘卻的歷史。
當天,由上海交通大學主辦,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和人文學院承辦的“2016東京審判與世界和平國際學術論壇”舉行。為期兩天的討論中,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視角提出諸多新的觀點,發掘東京審判的寶貴遺產。
不容忘卻的歷史
東京審判作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審判,涉及歷史、法理、國際關系等方面復雜的爭執。是“勝者的審判”,還是“文明的審判”?在日本,一直有批判和否定東京審判的聲音,近年來更有愈演愈烈之勢。
歷時30個月,28個被告的辯護律師前后人數達130余名,有的被告如島田繁太郎的辯護律師多達8人,419名證人出庭作證,779份宣誓證詞。調查取證、開庭審理、法庭宣判……隨著對大量文獻整理研究的推進,可以愈發清晰地看到,這場清算日本戰爭罪行的最重要的司法審判,每個環節都遵循嚴謹的司法程序。
東京大學中里成章教授認為,東京審判體現了人類的理性、文明與進步。所謂“勝者的正義”的觀點背后,是對過去戰爭罪行反思的缺失。這種缺失也正是不少日本人至今不能真誠意識到侵略對他國造成巨大傷害的關鍵所在。“東京法庭是戰勝國成立的,東京審判是戰敗國日本被動接受的,這是事實。但東京審判適用正當程序原則,檢辯雙方權利平等,有罪無罪皆以證據為準。法官依法裁決,可有不同觀點和立場,而且庭審過程和證據等都被記錄下來,放在全世界面前接受審視。如此設計和施行,絕不是什么‘政治審判’,而是要真實記錄戰爭期間的暴行,面向未來,以最終取締侵略戰爭,達到世界秩序長治久安的目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研究員則提出,最終為中國抗日戰爭畫上句號的不是日本投降,而是東京審判。“審判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讓所有人記取教訓。東京審判真正的意義,不是勝者對敗者的懲罰,而是通過國際司法的方式讓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能反省戰爭,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認為,關于東京法庭審判的討論,看上去是歷史或法律問題,但其實它早已越過國境,影響到國際關系的走向及維護世界和平問題。“研究東京審判最重要的意義在于,東京審判為審判和懲治侵略罪行提供了重要法律遺產,實踐了通過司法正義實現和平的理念。簡單粗暴地以暴制暴不可能讓人們真正銘記戰爭的傷害,只有通過法律手段,以國際法為基礎的文明的國際秩序來抑制侵略,才能永遠銘記侵略、銘記戰爭的傷害,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這是東京審判留給我們的最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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