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

　　“在我之前，我們高中十年沒出過上清華的學生了。”楊弘毅坐在清華大學最大食堂的一個角落里，局促而迅速地吃著午飯，“我一會兒還有課，暑假小學期的專業課，很難”。

　　1992年，楊弘毅出生在黃土高原一個只有30戶人家的小村莊，父母都是農民，家里3個男孩，楊弘毅最小。一年一季種在20畝梯田上的玉米，是家庭收入最主要的來源。楊弘毅的母親小學二年級就輟學在家，父親念到初中畢業就沒再繼續念下去。

　　而現在，楊弘毅的3個室友都來自省會城市，其中一個有生物奧賽加分，一個是體育特長生。他的經歷，在室友們看來不可想象。

　　不像城市里的小學，他上的小學只有一間教室，一到六年級的20個學生全擠在這間教室里上課。唯一的老師給其中一個年級講課時，其他年級的學生就做作業。

　　上到小學三年級，楊弘毅覺得村小實在太差了，想轉到縣里的學校，但沒有小學愿意接收，覺得他會拖班級的后腿。后來，一個在縣城中學當會計的親戚幫了忙，“硬把我說進去了”。

　　縣城的教育經歷讓他很壓抑，“基礎差，拼音念不準，語文老師都笑話我”。

　　2012年6月，復讀了一年的楊弘毅再次參加高考。報志愿時，班主任向他推薦了“專項計劃”。

　　“這個計劃，當時在我們省只招一個專業的學生，就算錄不上也不影響第一志愿，我就報了。”結果，楊弘毅以低于清華大學在該省錄取分數線30分的成績，成為該省當年唯一通過這個計劃進入清華園的學生。

　　回想起來，楊弘毅已很難記起剛來清華時的興奮。他印象深刻的，是在清華上的第一節專業課，緊張而不知所措。

　　“一上課，沒聽懂，心里很緊張，感覺周圍人好像都能跟上。”課下，他按老師的講義惡補，仍然收效不大。此后，就跟“條件反射一般”，他一上課就緊張，越緊張，越聽不懂。

　　除了課堂上的自我施壓，與同學的比較也讓這個昔日的好學生“壓力山大”。

　　談到和其他人的學習差距，楊弘毅停下手中的筷子，眉頭緊鎖：“我真覺得自己悟性不夠，智商低。我課后做四五個小時都做不出來的題目，很多人課上就做完了。”

　　學習的壓力影響到了他的身體健康。最嚴重的時候，他去了校醫院，拿回來一張“強迫癥”的診斷書，“斷斷續續吃了兩個月的藥”。

　　同樣感覺學業受挫的，還有來自甘肅省天祝藏族自治縣的溫發琥。他是清華大學首批“自強計劃”選拔出的29人之一。

　　溫發琥家里的生活來源主要靠父母在鎮上擺攤賣水果，“勉強維持生活”。高考那年，清華在甘肅理科的錄取線是658分，他考了625分。借助“自強計劃”的選拔，溫發琥進入了清華。這在他的中學是件大事，因為該中學也已經十年沒出過考上清華的學生了。

　　但這種榮耀很快就被學業壓力蓋過。2012年11月，第一次期中考試，溫發琥的幾門功課分數都在70分左右，頗感心情不順的他，在網絡上感嘆道：“我真想知道，自己還有沒有資格繼續待在這個地方。”

　　被英語系錄取的張輝也是如此，他入學后“很頭大”：“我當時沒想到會被調劑到英語系，第一志愿報的是法學院，沒錄上。”

　　高考前兩個月，張輝得知自己通過了清華大學“自強計劃”的選拔，滿足高考總分降60分錄取的條件。讓張輝頭疼的是，英語并非自己的強項，而同班同學多為大城市重點外國語學校保送或考入的學生，“聽力和口語基礎都比我好太多，我感覺很難追上他們，努力之后成績也還是居中下游，大一整個學年都挺消沉的”。

苦惱

　　作為清華大學的學生，楊弘毅只有在家鄉才能感覺到家鄉人對這一身份的“驕傲與尊重”。

　　但清華園的生活跟他原來預想的不一樣。沒來清華前，楊弘毅憧憬的大學生活輕松而又豐富多彩，“除了學習，我還有很多想做的事”，他對社會工作很感興趣，也期待遇到一個“質樸、善良”的女孩，在校園談一場戀愛。

　　然而，過去的一年，他的校園生活既簡單又辛苦。除了偶爾踢場球，他的其他課余時間都用來上自習，“補差距”。

　　總結在清華的第一年，他覺得“比高三還要辛苦”。

　　他用足球場上的釋放來幫自己減壓——與一幫不認識的人踢球，“出一身汗，回去沖個澡，感覺特別好”。

　　大一上學期，楊弘毅加入了系里的足球隊，但隊里“很多學長踢得太好了”，他還一直沒獲得上場的機會。

　　周末時，他偶爾會和原來的好哥們兒網上聊天。高中同學中，和他一樣通過“專項計劃”進入名校的有4個，“分別去了浙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和哈工大，學習這塊兒，我也和他們交流過，都感覺壓力很大、很吃力”。

　　心里不好受時，楊弘毅找到心理老師求助，老師讓他“換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多想一想自己的優點”。

　　楊弘毅對此更茫然，不知道自己有啥優點。

　　與楊弘毅同專業的趙齊峰，也是通過“專項計劃”進清華的，境況更不容樂觀。他因為跟不上所在專業的學習進度，曾多次向招生辦提出轉系申請，但專項生招生計劃規定，“專項生在校學習期間不轉學，不轉專業”。

　　趙齊峰的同學透露，他在大一第一學期掛科兩門的情況下，開始消極厭學，“每天讀小說，寫寫詩，挺逃避現實的”。

　　張輝的苦惱，則在于心事無人傾訴。張輝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頭，就過年時回家幾天”。他高考時，父母也不在身邊。現在每周一次的“親情通話”，話題多圍繞“身體上的囑咐和關心”，往往說不到10分鐘，電話就掛了，有心里話也沒法說。

　　據了解，上述問題在“專項計劃”和“自強計劃”進來的生源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前景

　　事實上，楊弘毅們也在努力融入學校。

　　雖然學習吃力，但從小勤奮的楊弘毅并沒有泄氣，“大一時，我成績中下游，壓力很大。這學期已經上升到中游了”。

　　2013年暑假，楊弘毅修了一門專業課。雖然學得挺辛苦，但結課考試，他感覺“發揮得還不錯”。此外，社會工作能力和綠茵場上的球技也“越來越好”。

　　但想到接下來3年的大學生活，他還是會焦慮：“感覺和別人差距挺大的，還是希望能有人指導一下。”

　　雖然他自己覺得沒啥優點，但室友們不這么認為。在他們眼中，這個寢室唯一的專項生性格外向，待人格外憨厚、善良。

　　“他總能遇到一些奇葩經歷。”室友王勇說起楊弘毅的清華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對待“求助者”的寬容和單純。

　　“有次晚自習，一個陌生女孩在教學樓里叫住楊弘毅。她說在清華復習考研，沒地兒住，沒處洗衣服，遞過來一包衣服，問他能不能幫忙洗。”室友彭飛說，他沒想到的是，楊弘毅接過了對方的衣服，還借給了她130塊錢。

　　后來，女孩取走了楊弘毅幫忙洗好的衣服，卻一直沒還上借走的錢。盡管室友們一致認為“肯定遇到騙子了”，但楊弘毅想了想說，再遇到類似情況，“還是不好意思拒絕”。

　　其實，楊弘毅手頭并不寬裕。提到對“專項計劃”的建議，他說希望能減免學費。但他又補充道，學校現在給的已經不少了，“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對于“自強計劃”生源，除了最高60分的降分錄取優惠，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還為每名同學一次性提供1萬元的資助。“專項計劃”在招生中雖然強調“專項生與其他學生同等享受獎助學金政策”，但入學后，并不會為這些學生提供統一的學費減免，只有畢業后到貧困地區就業創業和服務的專項生，才能按照有關規定享受學費補償和國家助學貸款代償等優惠政策。

　　“感覺自己經濟上挺寒磣的，和同學出去，什么也不敢買。”在清華的第一年，楊弘毅每月花費700元左右，其中約500元用于吃飯。

　　現在，溫發琥和張輝受益于清華大學“自強計劃”的后續培養措施——“雙導師”制，即一名所在院系專業老師輔導學生的課程學習，一名所在院系畢業的成功校友“一對一”指導該生的個人發展。

　　與張輝結對子的校友也是“苦出身”。每個月，這個校友都會抽出機會和他聊一個多小時，“他會跟我說他讀書時的一些感受，告訴我，很多問題他當年也遇到過，讓我慢慢來”。

　　溫發琥在學校圖書館找了一份勤工儉學的工作，“一小時掙17塊錢，一周差不多能拿到100塊。”這個自稱性格“像哈姆雷特一樣糾結”的男生，通過這份工作認識了很多人，“在清華的這一年，我覺得自己總歸是成長了。要是一年前，我可能都不會接受采訪，不會和你說這么多。”

　　對于趙齊峰，清華大學招生辦了解到他的訴求后，及時將情況反映給了教育部，目前得到的回應是，延續“不轉專業”的政策。

　　筆者想采訪趙齊峰，他婉拒了，在短信中回復說：“在這一問題上，我已沒了發言權。但我仍想說，‘專項政策’很好，也很感謝這政策。”

寒門學子招生計劃一覽

　　“圓夢計劃”、“自強計劃”、“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這些自主招生計劃，盡管名稱各異，但因其針對的群體和強調的目標，自出臺后，多被解讀為實現“促進教育公平”“縮小城鄉差距”等目標所作出的努力。

　　其中，“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自2012年實施之初就廣受關注，這項由教育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以及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發布的計劃，提出要“在普通高校招生計劃中專門安排適量招生計劃，面向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生源，實行定向招生”，并“引導和鼓勵學生畢業后回到貧困地區就業創業和服務”。

　　2013年，該項計劃的招生人數由1萬名增加到3萬名。

　　通過這些計劃入學的學子，多具備“成績優秀”和“家境貧困”兩個條件。2012年首次實施的中國人民大學“圓夢計劃”甚至規定，家中需“三代無大學生”。2013年，該計劃的招生辦法做了修改，申請人須“高中三年均在縣及縣以下中學就讀、平時成績排名為中學的前5%的應屆農村戶口”，去掉了引起爭議的“三代之內無大學生”這一條件，同時，將成績排名要求從前10%提升到5%。

　　今年，北京大學首次公布了該校的農村生源比例，在招收的3145名本科生中，農村學生占到了14.2%。而清華大學招收的3374名本科新生中，來自縣級及縣級以下高中的考生，近年來首次超過四成，達到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