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學生困惑于自己無法抵御電子產品的誘惑，農村學生則困惑于家庭負載之重的生存掙扎。廣東F學院教授黃燈通過一次課堂作業的反饋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黃燈新書《我的二本學生》日前面市，這本書通過黃燈任教十多年來所帶的幾屆學生家庭、學習、就業等方面的觀察，折射出中國大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以及最常見的成長路徑。

　　上二本的孩子同樣值得關注

　　“媒體太關注重點大學，從來沒有為二本學生說過話。”黃燈有些激動地說，那幾所重點大學，一點小事就會引起強烈關注，但是90%的孩子都是上不了985、211大學的，他們更需要得到關注。

　　黃燈博士畢業后，進入廣東一所二本高校，多年過去了，當她翻看保留的學生名單時，驚訝地發現自己教過的學生達4500多名。“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借此接觸到一個群體，看見一個群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漂浮與命運。”

　　她說，上二本的孩子也是父母生出來的，也是要給國家做事的，“他們就不能占用點媒體資源嗎？大家就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嗎？”黃燈還回想到，自己曾經在課上跟學生們說，80后一代要自己講自己的故事，不能等著別人來講。后來教90后了，她又說，90后的代表性人物還沒有出來，你們要善于表達自己。黃燈平時鼓勵學生自己寫自己，但真正堅持的學生并不多。

　　十幾年來，黃燈和學生有著大量、瑣碎的交往，利用課間休息的時間抓緊聊天更是常見。學生畢業后尤其是遇到生存困境的時候，他們常常會回來找黃燈，于是也有了對他們畢業后境況的跟蹤。在2015年決定寫一本關于學生的書后，黃燈對幾十位學生進行了深度訪談，并寫下采訪日志。黃燈說：“我的學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么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身后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以及一個個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黃燈說，《我的二本學生》完全是心里流出來的，集中寫作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但我是極力避免寫學生故事集，雖然也寫了學生的故事和命運，其實更想把背后的道理講清楚。”

　　溫順沉默的學生讓人心疼

　　《我的二本學生》也體現了黃燈的觀察和思考。黃燈說：“我的學生在不知不覺間養成溫良、沉默的性子。”她坦言，尤其最后教的那幾屆，課堂比較安靜，學生們都在乖乖記筆記，男孩子變得越來越聽話，這甚至讓她看著心疼。按照黃燈的人生經驗，年輕人應該很調皮很可愛，犯很多錯誤，“我其實是想讓他們嘰嘰喳喳，哪怕頂撞我，我都很開心。”

　　黃燈通過自己的觀察還發現，她的學生踏進校門，就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沒有太多野心，也從未將自己歸入精英行列，他們安于普通的命運，內心所持有的念想，無非是來自父母期待的一份過得去的工作。她說：“特別強烈堅持自己精神理想的學生真的很少，有的會有抵抗世俗化的行為，但是沒有過去那種愛音樂，便什么都不顧就要去學的學生了。”

　　黃燈對于學生命運的思考，實在而真誠。她直言，在中國大學的層級分布中，不同級別的大學，學生去向會對應不同的城市。

　　寫這本書，黃燈始終將自己那一代人和80后、90后默默做著對比。黃燈說，自己作為70后就學于1992年，那代人大部分都是一份職業做到底，很少更換流動。而2006級的80后學生從小就處于社會的變革中，適應并享受到了城市化過程中的福利，比如教育資源的分享，父母打工對于孩子教育投資的支撐等，但同時這些孩子也付出了與父母長期分開的成長代價。2015級的90后學生則已經完全適應了流動性強的生活，這些學生已經想象不出還有不用租房的生活。

　　想真實有感情地說話

　　“其實大家都可以這樣寫，只是都沒有這樣選擇而已。”這些年來，從《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到《我的二本學生》，黃燈的寫作受到熱切關注，而她說，這其實與她的經歷有密切勾連。

　　黃燈1992年高中畢業后上了一所湖南地方院校，畢業后，她被分配至岳陽一所紡織廠，那是亞洲最大的苧麻紡織廠。剛開始一切都風平浪靜，黃燈在這個5000人的企業當過秘書、會計、組織干事，她一直喜歡文字的東西，喜歡思考問題。

　　因為企業不景氣，1997年黃燈下到車間當了工人，1998年因為工廠深受香港金融危機的影響，接單有限，她連工人也當不上了，她下崗了。而同樣是下崗，黃燈可以再找工作，可以讀研，而那些工人這兩條路都走不通，只能一個月拿著幾十元的補貼。多年后，黃燈也常常對她的學生說：“沒找到好工作沒關系，我23歲就下崗了，比你們還糟糕。”

　　黃燈選擇了考研，她考上了武漢大學，后來又到中山大學讀了博士。2003年暑假，她開始在電腦前無意識地寫作，竟然在一個月內敲出了20多萬字，她命名為《細節》。她發現自己可以寫作論文以外的文字，同時也看到了自己的寫作方向，“想寫底層，想為他們說話。”

　　她對自己寫作給出的評價是：真實，有感情。但黃燈說，寫自己的二本學生時，她刻意控制了感情，不想因為過多的情緒渲染，損傷作品的理性思考。（記者 路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