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高考英語社會化后，標志著“英語熱降溫”，減輕過去對英語過分重視導致的對母語的輕視；也有人認為，削弱英語教育，對于中國來說是文明的倒退，是盲目民族自大情緒在作祟。著名的語言學家陸谷孫說：“我看現在權重調整可不是因為‘崛起’什么的，中國之大，我不相信有人會自戀到認為可以不學外語了。”教育部門遲遲不出臺正式文件，所謂的高考改革動向無非是投石問路。可就這一塊小小的石頭，濺起的不是漣漪，而是大浪。

　　英語學習是精英教育

　　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或是英語教育正式進入中國的標志。此后一百年多年，“英語”在中國的命運起起伏伏。

　　1902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學堂章程”，規定全國的中小學堂外語課以英語為主。

　　1922年，民國政府頒布了“壬戌學制”。新學制參考了美國的學制系統，曾規定改學年制為學分制，英語學分在初、高中均居首位，與國文并列或超過國文。因國家層面上的重視，這一時期大師級的人物批量產生，如許國璋、王佐良、周玨良和李賦寧，他們均生于20世紀初，是非常稀少的、真正能當得起“外國通”稱號的英語學者。

　　1949年，中蘇迎來了蜜月期，俄語力壓英語，后者逐漸從課堂上消失，至1954年，從中學到大學，俄語幾乎成為唯一的外國語。1949年時，全國尚有50余所高校設立了英語系科，但經過1952年至1953年的兩次全國高校院系大調整之后，全國高校只剩下9個英語教學點。

　　今年70歲的文洪炳，1963年考入西南師范學院(現為西南大學)英語專業。當他在四川江津縣(現為重慶市江津區)讀中學時，中蘇的關系正在惡化，俄語逐漸失去了主宰中國外語教學的地位，英語開始回歸。

　　1960 年，上海編寫出版了一套全新的英語教材，設計了聽、說領先法，中國才開始學英語重詞匯語法技巧之路。

　　1962年，英語進入高考科目，《全日制中學英語》 課本得以在當年出版。那時的課本中有著時代的特殊印記：高中時的英文課有《半夜雞叫》，周扒皮的故事。

　　1964年，教育部將英語列為第一外語，并要求增加英語學習人數。

　　1966年3月“文革”前夕，全國開設英語專業的高校已回升到了74所。高校英語教師的人數也從1957年的1015人增加到1965年的4621人。文洪炳回憶說：當時的課本是許國璋主編的英語教材，另外還有英美文學賞析等。西南師院的英語老師基本都是“海歸”。

　　紅色口號是英語啟蒙

　　1966年下半年，全國高校基本停課。那些學識淵博的教授們被戴上了高帽子，拉到臺上接受批斗。英語專業的學生分為好幾派，同學們之間的辯論非常激烈，甚至用英語對罵。

　　1968年，文洪炳與其他30幾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被分配到了川東的銅梁縣。在農場接受了一年多的“再教育”后，他被分到銅梁最偏遠的雙河小學。他想教英語，但校長說不開英語課，“你去教政治吧。”英語教不成，他成了全能教師，教過“工基”(工業基礎知識)和“農基”，甚至還有樣板戲。“其實我是門外漢。”文洪炳苦笑。調到平灘小學后，他終于教了一個學期的英語。

　　沒有課本教什么呢，只能教口號。“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Learns from Daqing，Learns from Dazhai”，“Learns from comrade Leifeng”，向大慶學習，向大寨學習，向雷鋒同志學習。

　　那是1971年。這所小學的孩子們，在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中完成了他們的英語啟蒙。1973 年，文洪炳調入了縣城的銅梁中學，但當時英語在中學教育中基本沒有地位。課本的內容也比他1960年代早期讀高中時“政治化”了許多，其中有一本第一 課就是“How Marx learned foreign languages”，馬克思怎么學外語，那時候也沒什么教輔資料。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英語學界的事情。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公社中學15歲學生張玉勤在期末考試英語考卷的背面寫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班主任告訴了校長，校長批評了張玉勤，要求各班對此事討論批判。幾天后，張玉勤跳進了水庫，自殺身亡。

　　江青得知此事后責令調查。后來班主任和校長均被判刑，張玉勤被追認為“革命小將”、“優秀共青團員”。英語的地位因此變得更加卑賤甚至罪惡。它不但是“美帝國主義的語言”，還逼死了“革命小將”。

　　英語招生只要求不是大舌頭

　　“文革”結束后的1977年，高考恢復了，英語分數比重由10%起逐年增加。1984年英語正式被列入高考主科。

　　“英語教師的缺口太大了，”文洪炳被借調到一所師范學校，籌辦英語速成班，教育局長心急如焚，“讀一年兩年都可以，讀到能夠教書就行。”這些未來的英語教師，在入學面試時，考的不是英語，“讓考生用中文念報紙，或者唱一首中文歌，招學生的標準就是發音清晰，不是大舌頭就行。”

　　這一年，小學剛畢業的金利民考入了天津外國語學校，學習了5年后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攻讀了本碩學位，后在劍橋大學讀博，歸國后一直在母校的英語專業擔任教職。現在，她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教務處處長。

　　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沒有什么英語視聽資料。金利民所在的天津外語學校還算不錯，有一臺錄音機，是那種轉盤式的大家伙。大一的時候正流行卡朋特，她也買了兩盤，“連個歌詞都沒有，肯定是盜版，聽了無數遍，愣把歌詞聽出來了，實在不明白的就去找老師，老師聽不明白就去找外教。”當時的北外英語聽力教學幾乎完全是靠老師課堂上教，基本沒有其他可用的視聽資料。“北外號稱英語教育領軍的地方，我想，別的地方的情況只會更差。”同學們很期待周末。因為學校每周都會在食堂播放一部莎士比亞作品改編的電影。“沒有字幕，聽起來很吃力。”

　　1980年代后期出現了下海潮。北外英語專業當時有一個師資班，班里有8個學生保送研究生，目的就是為讓他們讀完之后留校，“到了畢業的時候只有4個留下，其他都去海南、深圳等地方了。”有學生曾經問她，金老師你英語這么好，干嗎要留學校不出去掙大錢啊。“那會兒就覺得你外語好就得出去上公司掙大錢，我們同事都被問過這樣的話。”

　　學英語全靠分數說話

　　文洪炳也深切感受到了社會對英語的重視。親戚朋友不斷登門，希望能給孩子“開小灶”補習英語。走遍天下都不怕，追捧“學好ABC”比“學好數理化”更為有用。

　　1992年，朱勇從揚州考入北京師范大學。現在他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副教授。

　　“我們是從1985年開始學英語，那個時候，無論是老師和學生基本都認為學英語是為中考[微博]和高考準備，很少有人意識到這是為了將來跟外國人交流。甚至到了大學這種意識還不強，就是為了應試，和余浩一樣，那時我掌握的也是啞巴英語。”朱勇說。

　　在英語教學市場化之前，中國人學習英語的主要途徑還是課堂，主要目的為了升學考試，強調詞匯、語法，卻不深究思想和文化，聽說方面的能力遠遜讀寫，尤其是有農村背景的學生。

　　來自湖北黃岡的陳莊，中學時也是英語尖子。“但在一切以考試為指揮棒的環境下，英語成了筆頭上的功夫，聽力一般、口語難以見人，現在想來滑稽可笑，但當時自我感覺不錯，畢竟成績擺在那兒，靠分數說話。”陳莊直到讀了大學英語系，方才體會到英語的原汁原味。系里有一門課叫“基本技能”，授課老師有的來自耶魯等名校。“同為年輕人，什么都好交流，那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說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去美國留學。”

　　1993 年，俞敏洪[微博](微博)的新東方外語學校順時而生，很快成為語言培訓的航母；3年之后，李陽也推出了“瘋狂英語”，在廣場上數萬人聚集喊著口號式英語，用“瘋狂”二字形容當時全社會的英語熱，倒是很貼切。

　　狂熱也造就了龐大的市場，根據教育部調查，目前中國有近3億人參與英語培訓，英語培訓機構超過5萬家，市值超過300 億。

　　尋找英語活過來的方式

　　1990年代初開始，很多人都意識到英語如果和當時的熱門專業，比如法律、金融、經貿、新聞等結合起來的復合型人才，就業的優勢會大很多。

　　當時讀大三的周濤(化名)是金屬材料和熱處理專業的，他選擇了最受歡迎的科技英語輔修。畢業后直接進入航天部的外貿公司，他后來辭去公職，憑借外貿背景和出色的英語能力考取了加拿大Ivey商學院，成為一家投行的掌門人。

　　“英語一旦只與考試和分數聯系在一起時，那學的肯定是空殼和皮毛，而一旦與生活中的柴米油鹽或安身立命聯系起來時，英語才算是‘活’了過來。”陳莊感慨說。目前他已定居英國，就職于一家全球知名的新聞機構。

　　隨著現在英語已成全民教育，但凡有過基礎教育的，或者通過商業機構培訓過的，英文能力已經能適用大部分的工作需要，純英語專業的普通畢業生甚至成為最不好找工作的群體之一。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英語還是“寄居”在中國，這之后，英語獲得了“國民待遇”，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把它跟這個國家剝離。不以文化為基礎的英語教學市場如此火熱，越來越多的考核體系被英語捆綁在一起，向英語動刀的消息也隨之而來。

　　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考試院公布《中高考改革方案征求意見稿》：擬從2016年起，中考英語分值由120分降到100分，高考英語分值由150分降到100分。事實上，北京對英語動刀并不是第一家。早在2008年，江蘇省就已經下調高考英語總分。

　　在全國層面，去年1月，教育部下發的“一號文件”，就明確表示要研究英語一年多考的實施辦法。之后，“2017年英語退出高考”也甚囂塵上。

　　英語也許又要拉開新的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