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豐州“周井堡”一直是歷史遺留的一個謎，它的建置要早于三國時期吳國建立的東安縣，可謂歷史悠久；在豐州至今有古碑、文獻、門牌、聯(lián)對、族譜等物證實它的存在；現(xiàn)場踏勘發(fā)現(xiàn)疑似“周井堡”的具體遺址……

　　本報記者 吳拏云 通訊員 王贊成 蘇歆悅 文/圖

“周井”古石刻立于道旁

“先周井，后豐州”

　　步入南安豐州，就像誤闖入一部歷史劇中，那一間間古廟祠堂才剛從酣睡中醒來，升騰起饗食凡世的塵煙；一塊塊青石碑已傲立于街衢前，揮灑著數(shù)典江山的風(fēng)采；這里的古街老巷是沉默的，但沉默比黃鐘大呂更具持久生命力，逝去的歲月在一些建筑物的老構(gòu)件上會得到追問，并且獲得延續(xù)。豐州古鎮(zhèn),一隅之地，厚重東南。新石器時代遺址、六朝古墓群、蓮花峰、石亭寺、九日山、陀羅尼經(jīng)幢、慈濟宮、姜相墓、韓偓墓等眾多古跡文物的存在，使得豐州彰顯出與眾不同的地域感與歷史感。

　　在豐州鎮(zhèn)民間流傳著“先周井，后豐州；有豐州，才有泉州”的說法。南安置縣早，三國時期，吳國便于永安三年（260年）在豐州建置東安縣。西晉時改稱晉安縣，南朝梁改為梁安縣。南朝梁天監(jiān)（502-519年）中，置南安郡，為全省三郡之一，轄興、泉、漳三地。隋開皇九年（589年）改郡為縣。唐武德五年（622年），置豐州，在南安縣，州治設(shè)在今豐州鎮(zhèn)。貞觀九年（635年），并豐州入泉州（今福州）。唐嗣圣初年（684年），分出南安、莆田、龍溪三縣置武榮州，南安縣城豐州為武榮州治。

　　如此算來，豐州從建制迄今，已歷1700多年。那么“周井”到底是什么，比豐州建制還要早的它又是何時出現(xiàn)的呢？這是一個長期以來困擾泉州地方文史學(xué)者、建筑學(xué)家的問題。最近，記者特地趕往豐州，實地對“周井”遺址遺跡展開調(diào)查。

1993年復(fù)建的北門牌樓上題“拱華挹翠”四字

古碑印證 宮堡方位

　　現(xiàn)今所說的“豐州古城”所在地，地勢平坦，距泉州古城（鯉城）西郊約5公里，為“郡城襟喉”(明代黃養(yǎng)蒙《南安新城記》)。但現(xiàn)存遺址的這座城乃宋后始建，舊無城垣。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侵襲，才甃石為城。城辟四門：東曰熙和、西曰平成、南曰文明、北曰拱華。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擴建，四門易名為富春、豐樂、武榮、長壽。1939年，日機轟炸豐州，城毀。今城垣無存，僅遺存有城壕、城區(qū)宅舍、主干街衢及坊巷脈絡(luò)。1993年復(fù)建北門牌樓，上題“拱華挹翠”四字，視為紀念。

　　根據(jù)當(dāng)前的文物遺存、地質(zhì)勘探及人居文化學(xué)的分析，豐州歷史上存在過兩座古城，除了上述那座外，另一座便是“周井堡”（即民間所稱“周井”）了。

　　在豐州古城西北方向約2公里地的泉永德古道附近，我們看到立有“碑記”石碑一方。據(jù)當(dāng)?shù)乩险呓榻B，該石碑為《周徐孝子父母封塋碑記》是清代古物，原立于此地偏東約150米處的古道旁，因周邊工程施工才挪至此處。此石碑里面為舊碑，碑上有裂紋，外面則被后人飾以礱石外框加固，底座上還刻有“2015年春”字樣，應(yīng)是重立之年份，碑刻上的字似有重新鎏金裝飾過。只見石碑上寫道：“豐州北郭郊外桃源宮崇奉周徐太尉上公，周徐從父母姓也，離數(shù)武曰周井堡，里余曰烏石山，又二里曰法華山，世傳有太尉公井其，父母封塋在馬塋，側(cè)有化石身。據(jù)府志載，唐貞觀時有徐道示寂烏石山其即是歟。公居周井堡性純孝，嘗從唐王出征成神，后曾救唐宮火褒封太尉。居人塑像祀之，祈晴禱雨捍患御災(zāi)靡不響應(yīng)……”此石碑最后落款為“光緒戊戌年季夏之月 吉置桃源鋪諸 董仝立”。

　　從石碑上可以看出：豐州桃源宮內(nèi)奉祀著一位“周徐太尉上公”，桃源宮與周井堡相距僅“數(shù)武”，一里地外有烏石山，二里地外有法華山。南安文史愛好者王贊成表示，“武”在古代曾被用作度量詞，古以六尺為步，半步為武，唐代一步則等于五尺。如果按照唐代的算法，“一步”約為1.5米左右。烏石山、法華山現(xiàn)今俱在，與如今桃源宮的距離正好與碑文所記相符，由此可以看出，傳說中的周井堡確實存在，而且就在桃源宮附近。另外，碑記中還稱，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鄉(xiāng)人在烏石山曾發(fā)掘出玉鐎斗、瓦虎等物。這表明，那里可能有一座等級規(guī)格較高的墓葬。

“懷古亭”為路人帶來思古情緒

民居以“周井” 為門牌

　　桃源村位于豐州鎮(zhèn)區(qū)北部，即“豐州古城”北門(長壽門)外，村民多為傅姓。桃源宮在桃源村內(nèi)，為唐光啟年間(885一888年)威武軍節(jié)度招討使傳實所建，該地舊稱桃源鋪。桃源宮，面闊三間，兩進。宮門匾額“桃源古地”楷書四字。天井正中有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所建石塔陀羅尼經(jīng)幢一座。宮內(nèi)奉祀唐太宗李世民，故又稱為“唐王宮”。史傳傅實入閩時，僖宗賜其太宗圣像一幅，故建廟供奉，今宮內(nèi)尚有壁畫記述此事。桃源宮除了祀奉唐太宗及開唐四名臣外，頂廳左殿還供奉觀音，右殿供奉田都元帥；下廳左殿供奉文武尊王，右殿供奉周徐太尉上公（亦稱境主公）。至于這位周徐太尉上公是誰，村民無法說出其準確身份。但傳說，唐貞觀年間，周徐太尉從軍隨唐王李世民東征西討，為大唐帝國立下汗馬功勞。后來告老返鄉(xiāng)，大唐皇帝便封他為“太尉居人”。古今太公大旗上皆書“唐敕封正一品周徐太尉上公”。不過，經(jīng)過清光緒二十四年那次發(fā)掘，桃源村民開始稱呼“周徐太尉上公”為“太公”。村民認為，“太公”即為“周井堡”之“堡主”，也是桃源鋪的境主。

　　桃源宮大門口有舊時對聯(lián)“桃茂仙坊芳自源，源通周井澤宜長”。此聯(lián)以“桃源”二字藏頭，從其中“桃茂仙坊”、“源通周井”及前述的《周徐孝子父母封塋碑記》來看，“周井堡”似與桃源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沿桃源宮口古官道向北行走約300米，有山門曰“懷古亭”，旁有石碑兩方，記錄1989年建亭及鋪路事略。亭柱聯(lián)寫著“周井洞天物華天寶，桃源古地人杰地靈”。亭上還有記事青石匾題書“懷古亭記：周井古堡為晉前人文勝地，脈發(fā)雙陽，蓮峰獨秀，巔有八瓣石蓮，石亭朝陽，登階放眼，溪光曙色幽雅，蔚然大觀。于是人文薈萃，聚秀宴游于此，有石刻多處，韓偓、朱熹曾寓于傅巖（地名），半山有歐陽行舟、黃河清讀書處，懷古亭南有文英棲、神仙坊，愛蓮閣旁依三會宮、陀羅尼經(jīng)幢、桃源古地，北有徐道人遁化勝跡……”穿過“懷古亭”不出幾十米，可見一方石刻，長約80厘米，寬30厘米，厚10厘米，楷書“周井”二字，附近的民居多以“周井”為門牌。據(jù)王贊成介紹，這里舊稱“周井尾”。按照閩南話的釋意，這里應(yīng)該是周井堡最邊緣的地帶或者是它的外圍。離這不遠的民居間還有一口井，井中泉水清冽，井口有抽水管道數(shù)條，村民稱它為“周井”。但因?qū)覛v修繕，己難看出它是古跡。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直觀地感覺到，“周井”的氛圍在村中這一角落，非常濃郁。

水尾宮不大卻很受村民的重視

禁越“水尾宮” 習(xí)俗

　　在桃源傅氏及其衍派的宗支族譜中，都有傅氏先祖與“周井”或“周井尾”的記錄。

　　《傅氏坎井續(xù)修宗支圖譜序》載：“先世自銀青光祿大夫威武軍節(jié)度招討使仆射公實，于唐光啟中由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于泉之仁風(fēng)門外鸞歌里皇山下時遭五季擾掠，俗尚浮屠誑誘舍其居宅以為護安院，而另擇于武榮之周井尾。”

　　1927年的《南安傅氏重修大宗祠記》載：“有唐之盛外人稱我華族為唐人胡越一家，古所未有及其季也，車馬戎兵蠻荒不靖時分，鎮(zhèn)泉郡為我始祖銀青仆射公官威武軍節(jié)度使有功德民賴以寧，后舍宅禪林易居周井，自唐迄清歷劫幾千余年……”

　　這些族譜大多記載了傅實從泉州仁風(fēng)門外遷居周井（周井尾）一事。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離周井角落400多米處，有一座水尾宮，內(nèi)祀地藏王，據(jù)傳上世紀50年代廈門大學(xué)考古隊曾在此發(fā)現(xiàn)晉代古塔構(gòu)件。宮前有一方小水潭，以北門街右側(cè)水尾宮為界，南屬桃源鋪，北屬二十一都。明代，南安縣分設(shè)八鋪四十六都，桃源鋪是城外四鋪之一。據(jù)村民介紹，水尾宮南北兩地的古風(fēng)習(xí)俗有明顯區(qū)別，如周井角落的迎娶送嫁及逝者出殯，是決不可向南逾越水尾宮地界的，而南邊桃源鋪的居民卻不受此約束。

　　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館建筑學(xué)專家陳凱峰表示，在鄉(xiāng)村中有不少類似的“水尾宮”，“水尾”即一地的“出水口”，在中國傳統(tǒng)人居觀念中，“水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水口乃地之門戶”，先民對于“水口”的處理也格外重視。不逾越水尾宮的習(xí)俗，也許就是對這種處理“水口”方式的尊重。依此推論的話，或許曾有周井堡人在此治水，并獲得了后人的推崇。

《周徐孝子父母封塋碑記》是清代古物

漢代移民 聚居建堡？

　　王贊成認為，從諸多歷史遺存、地方族譜文獻來看，周井堡的地理位置已浮出水面，它與桃源宮比肩為鄰，在今周井角落的南側(cè)居民區(qū)內(nèi)。“周井堡”并非以一口井來命名，而是按照周禮“井田”的方式來構(gòu)筑的居住區(qū)。《春秋·谷梁傳》稱：“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但從目前周井堡的遺存來看，其規(guī)模并不大，面積可能要稍遜于明清的豐州古城。

　　周井堡的建造要早于豐州建置東安縣，所以應(yīng)該在晉人南渡之前就已存在，那么可能是在什么時期呢，而且為什么稱之為周井堡？

　　陳凱峰指出，“堡”的概念出現(xiàn)要早于“城”，歷史上是先有堡，然后有城，這在“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這兩個著名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已獲驗證。氏族部落最初設(shè)“堡”的目的，主要是用來“防寒避雨御蟲蛇”，他們將堡視為一種保護體。堡的體量要遠小于城，所以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堡、寨都逐漸向城鎮(zhèn)、城邦過渡。至于周井堡出現(xiàn)的年代，陳凱峰認為可能是在漢末。

　　漢元鼎五年(前112年)，閩越叛亂，漢武帝率軍平息，以“東越狹多阻，閩越強悍，數(shù)反復(fù)，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見《史記·東越列傳》）。漢始元二年(前85年)，從深山里逃出來的閩越族自立“冶縣”，得到漢朝承認。漢末至東晉，北方戰(zhàn)亂，生產(chǎn)遭受嚴重破壞，南方相對安定，中原漢人逐漸零星地通過陸海兩路進入南安，沿江而下尋找宜居之地。最后有可能在豐州一地，找到了他們理想中的家園，并在這里建造了周井堡。周井堡北靠葵山、南依江流（即后來的晉江），與古代人居觀中的“背山面水”、“前有照，后有靠”理念不謀而合。不過，由于年代久遠，缺乏充足證據(jù)，周井堡的起源至今只能算是個“模糊概念”。

“井”與“堡” 分屬兩平臺？

　　新中國成立至今，整個泉州地域已發(fā)現(xiàn)百余座兩晉南朝墓，絕大多數(shù)的墓葬分布在今南安豐州一帶（范佳平、黃緯《泉州六朝隋唐墓》）。豐州古城附近，在歷次考古中，發(fā)現(xiàn)的這一時期古墓有90余座。現(xiàn)今閩南發(fā)掘出最早的古墓——太康五年西晉墓就是在周井堡附近被發(fā)現(xiàn)的。

　　在豐州的踏勘發(fā)現(xiàn)，以桃源宮口為界，桃源街的南北方向各有一處明顯的陡坡，桃源宮東面也有一處幅度較大的陡坡，三個陡坡至桃源宮的距離相似，大約80米。三處陡坡的橫向空間有道路或小巷作為明顯的邊界。三處陡坡各自外延約80米內(nèi)，情況類似，而且作為界線的巷口迸路有多處古石敢當(dāng)作為標志。

　　踏勘表明以桃源宮為核心的半徑160米以內(nèi)，有兩層平臺，居中平臺以宮為核心。第二層平臺與外圍地，都有明顯落差，最深達1.5米，且其南北邊界分布有池塘、河溝及低洼地。這兩層具有明顯層次的平臺，小巷縱橫，布局著各時代的古民居及宗教場地。這兩層平臺是否就是人們所說的周井堡遺址呢，甚至是在“井”的基礎(chǔ)上建有“堡”呢？如果是這樣的話，“井”與“堡”就該被區(qū)分開。這值得詳加勘查。

　　追溯歷史，周井或周井堡對研究泉州城池起源與遷建具有重要價值。周井附近存在的遺跡遺址的規(guī)制符合《周禮·考工記》所載之規(guī)劃布局。

　　那么周井有多大呢?“井”在先秦至漢時期為縣轄下行政區(qū)，相當(dāng)于今日之鄉(xiāng)鎮(zhèn)或街道辦事處。早在東安縣建置之前，豐州地即有“井”的編制出現(xiàn)。《漢書·食貨志》載：“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一里”的長度，曾有專家算出，漢唐的一里等于415.8米，此即“一井”的周長。

　　可以推斷，豐州建置東安縣(260年)前，周井是移民聚居之地。后來，因人口數(shù)量不斷增加，才設(shè)置東安縣，并嚴格按禮制進行布局配備各種功能區(qū)，其面積大幅超出原來周井堡的面積。

　　豐州地現(xiàn)存的周井遺址，坪埔臺地平坦，層次分明。周井的占地面積究竟有多大?可供參考的有幾處，如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fā)現(xiàn)的武夷山城村閩越王城遺址，面積約0.4平方公里；北宋豐州“柳城”遺址，面積約為0.3平方公里；明清的豐州古城址面積約為0.6平方公里。按理說，周井的面積應(yīng)接近閩越王城遺址或“柳城”遺址的占地面積。

記者手記

城居演變關(guān)系歷史

　　泉州境內(nèi)自然山水環(huán)境的變化，晉江流域的城居演變，雙溪合流后豐州地域的北、南兩座“古城”，再到后來的“泉州古城”，一系列的歷史進程無不息息相關(guān)，首尾呼應(yīng)。周井堡，這座在正史中“無可考”的神秘聚居點，仍待進一步揭開它的面紗。而它，在泉州地方史中的作用，也會日漸凸顯。（吳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