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富問責情形 提出更高標準

　　——新修訂《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解讀之四

　　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住建局、水務局落實“兩不愁三保障”工作存在形式主義問題，區住建局局長、水務局局長因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這是甘肅省紀委監委近期通報的因工作中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受到問責的案例。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在之前的條例問責情形里沒有體現，新修訂《問責條例》按照中央有關要求，結合基層實踐，在第七條第(五)項中加以明確。”參加此次修訂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法規室負責同志表示。

　　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強調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新修訂《問責條例》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針對黨內存在的思想不純、政治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將原有6大類問責情形增加為11大類，提出更高更嚴標準。

　　2016年頒布《問責條例》以來，各地各部門持續深入推進問責工作，成為管黨治黨的制度利器，但實踐中也出現了問責不到位和泛化、簡單化等問題。如華北某市紀委監委調研發現，有的地方對鄉鎮基層部門制定的問責情形和要求簡單機械，不考慮實際情況和具體原因，搞“一刀切”式問責，挫傷干部干事積極性，影響了問責的政治效果、紀法效果和社會效果。

　　新修訂《問責條例》將原條例中黨的建設缺失情形進行拓展，對維護黨的紀律不力等情形進行細化，具體明確為黨的政治建設抓得不實、黨的思想建設缺失、黨的組織建設薄弱、黨的作風建設松懈、黨的紀律建設抓得不嚴，以及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堅決不扎實等問責情形，內容更加具體、指向性進一步增強——

　　將“黨的政治建設”專設一項進行描述，“黨的政治建設抓得不實，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未能同黨中央保持一致，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執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不力，不遵守重大事項請示報告制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團團伙伙、拉幫結派問題突出，黨內政治生活不嚴肅不健康，黨的政治建設工作責任制落實不到位，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

　　將“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細化為“黨的思想建設缺失，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流于形式，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不到位，造成嚴重后果或者惡劣影響的”。

　　將“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細化為“黨的組織建設薄弱，黨建工作責任制不落實，嚴重違反民主集中制原則，不執行領導班子議事決策規則，民主生活會、‘三會一課’等黨的組織生活制度不執行，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執行不力，黨組織軟弱渙散，違規選拔任用干部等問題突出，造成惡劣影響的”。

　　將“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細化為“黨的作風建設松懈，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不力，‘四風’問題得不到有效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表態多調門高、行動少落實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拖沓敷衍、推諉扯皮，造成嚴重后果的”。

　　……

　　今年7月，天津市紀委監委通報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邢國友，現任黨委書記、董事長趙家旺履行巡視整改責任不力被問責的消息。二人因巡視整改敷衍了事、消極應付，甚至弄虛作假、邊改邊犯，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和黨內警告處分。

　　“巡視整改不力”，也是問責情形里的“新面孔”。第七條第(八)項將“領導巡視巡察工作不力，落實巡視巡察整改要求走過場、不到位，該問責不問責”納入問責范圍。此外，第(九)項“履行管理、監督職責不力”，第(十)項“教育醫療、生態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扶貧脫貧、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均為問責情形里的新內容，體現了問責情形的與時俱進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參加此次修訂的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法規室負責同志表示，這些新增、細化的問責情形，給黨組織、黨員干部劃出一道道更為清晰可見的高壓線，對履職盡責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指向清晰、標準明確，有利于解決問責不到位和泛化簡單化問題，為精準問責提供制度保障。(記者 戴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