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農民工不方便出門討要工錢，法院執行外出也受限——

　　特殊時期想討薪，不妨試試網絡立案

　　受疫情影響，一些農民工的討薪路因暫時出不了門而中斷；一些農民工因公司經營困難而被欠薪；與此同時，法院執行外出也受到限制。對此，法官支招，可通過網絡立案討薪；如達成和解，則建議簽訂書面協議并將協議發給法官執行終結。

　　“公司說黃就黃了，現在連人都找不到了，上哪要工資去？”打工者白某是某鞋業公司在北京市某商場的專柜導購員。因被欠薪，白某于去年8月提起了勞動爭議仲裁。在要回兩個月工資后，因為疫情出不了門，工資更不好要了。記者采訪了解到，不止白某，很多被欠薪農民工在疫情影響下不方便出門討要工資，法院執行外出也受限。那么疫情期間想討薪，農民工應該怎么辦？

　　記者采訪發現，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案件，大部分的法律事實都比較清楚，主要的爭議點是為什么老板不給錢？怎么才能拿到錢？這也是打工者最為關心的問題。“有的人還在老家，不能回來申請立案很著急，其實他們也可以通過網絡立案。” 法官說，通過“北京移動微法院”可以在網上與法官及時溝通案情。

　　公司黃了，20多位農民工被欠薪

　　白某于2019年1月在這家公司的專柜做導購員，入職時雙方約定每月工資3000多元，此外她還交了300元的培訓費、1900元的保險及押金費用。“一開始給開了一張欠款證明，上面寫著欠工資等幾千元，后來到兌現的時候卻找不著人了。”白某于2019年8月向北京市東城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了勞動爭議仲裁。

　　記者聯系了執行該勞動仲裁的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執行局法官靳欣，據靳法官介紹，該鞋業公司倒閉時，北京地區的經營業務甚至找不到一個明確的管理人。公司涉及100多人的工資拖欠，其中農民工有20多人。

　　據了解，該公司在勞動仲裁之初還有人參與調解、訴訟，后來就沒人管了。白某告訴記者，除了導購員，還有銷售員、保潔員等打工者的工資也被拖欠。“我們知道得晚，再申請勞動仲裁時，只能公告送達，根本找不到人了。”白某說。“現在又因為疫情出不了門，工資更不好要回了。”

　　據了解，受疫情影響，近期法院受理的農民工欠薪案件中，因為企業經營難以為繼而暫時關門或倒閉，導致欠薪的案件有不少。據執行法官介紹，在這些案件中，有企業提出，疫情導致生產經營困難，資金周轉不開，希望可以和解。而一些被欠薪的農民工，因為疫情影響不能出去找工作，更盼望要回自己的工資。

　　疫情+發現晚，討薪受影響

　　記者了解到，2019年11月在北京市東城區法院執行局的努力下，白某等人的欠薪案件追回了50萬元左右的欠款，按照20%的比例分配了案款，支付了每人部分工資，“追回差不多兩個月的工資吧。”白某告訴記者。

　　受疫情影響，給法院的執行工作也帶來困難。據執行法官介紹，追回的欠款包括公司賬戶余額和商場專柜部分尾款，“余下的就更不好追回了，只能等商場專柜有回款或被執行人還有其他財產。”受疫情影響，許多商場還沒開始營業，營業的商場收入也受影響，商場回款慢。

　　據了解，法院開通網上立案可以正常申請執行，法官也會在線上進行答復。但是針對此案，因為疫情，執行外出受限制，“我們不能第一時間去各商場進行回款的清算，也不能找到公司負責人進行協調，執行工作增加了難度。”

　　除了疫情等客觀因素，記者在采訪時發現，大多數打工者都是在公司已經人去樓空之后才發現自己的工資發不出來了，這些打工者的工資每月三五千元不等，且大部分打工者都沒有請律師。“我們工資本來就不多，不想再花錢請律師了。”白某告訴記者，只知道可以申請勞動仲裁，然后就在家期盼著早日能拿到血汗錢。

　　法官支招，應該怎么辦？

　　“我聽說有的導購員直接把鞋拿回家了，然后跟公司商量，一雙鞋折抵多少工資。”白某告訴記者。對此法官認為，在這個案件中，因為所涉的農民工大部分為商場專柜導購員、銷售員等，因此通過商品折價的方式抵扣工資也是一種有效途徑。

　　那么，如何才能讓打工者在權益受損時，盡早找到有效的途徑維權呢？除了網絡立案“云維權”，靳欣說，“考慮到農民工的法律支持不夠、案件人數多、標的額較小等特點，可以通過相關的法律援助體系，充分發揮工會等社會組織的力量，為申請人提供法律援助。”

　　而疫情期間也有一些企業與農民工和解的案例。“有的企業受疫情影響經營確實困難，工人既希望能早日拿到錢，也能理解企業的難處，因此他們雙方就各讓一步，達成和解協議。”靳欣說，對于執行和解的案件，建議盡量簽訂書面協議，及時將和解協議發送給法官，法官終結執行。如果事后企業不履行協議內容，工人還可以在三年內申請恢復執行。“這樣可以保障農民工的權益不受損害，也能緩沖公司的生產經營困難。”

　　周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