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華期間設立的慰安所

　　曾經走上侵略戰爭道路的國家不止日本一個。但在世界近代史上，只有日本軍隊押解著數十萬女性漂洋過海、翻山越嶺，逼迫她們為士兵提供性服務，以鼓勵士兵在侵略戰爭中去血腥廝殺。

　　這種軍隊性奴隸制度（日本沿用本國舊稱，把軍隊性奴隸曖昧地稱作“慰安婦”），與戰時偶發的強奸案完全不同。在軍隊性奴隸制度下，受侵略國的絕大多數受害婦女是被強逼或欺騙入軍，失去人身自由，充當性奴隸的，她們隨時可能失去生命。當今世界，也只有日本這一個國家，在主流政治層面，公然為軍隊性奴隸制度張目。

傳統“性政治”觀念

　　日本推行軍隊性奴隸制度，與其社會構造和對“性”的觀念有關。

　　古代日本奉行一種“性政治”觀念，他們并不把“性”僅僅看作一種私人領域的行為，而是從國家的角度把它當成一種公共資源。這從幕府時期以消解敵對力量為目的、以“閹割大名睪丸”的藝妓培養為突出標志的公娼制的建立和推行，到近代國家倡導的對資本原始積累起到巨大作用的海外游娼大潮的掀起，直至侵略戰爭時期為本國軍隊配置“慰安婦”的軍隊性奴隸制度，都可以看出這條因侮辱女性而侮辱人類的可恥觀念的明線。

　　“慰安婦”作為專有名詞，至少在13世紀中期就已經出現，據小野武雄《吉原和島原》一書的記載，足利將軍二代時，為了激發官兵的斗志，就為受命討伐菊池光武的軍隊（1359年），每船配備10至20人的“傾城”（妓女），作為“夜晚的慰安婦”。

　　到19世紀中葉，那些反幕的勤王志士與游女的特殊關系，已經成了流傳后世的浮世經典，例如京都祗園的藝妓君尾舍命救井上馨和木戶孝允，以后成了井上的妻子，木戶孝允的妻子幾松也是追隨他反幕生涯的藝妓，西鄉隆盛的女友則是名為“阿虎”的藝妓。至于伊藤博文，更是公然宣稱“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他的妻子伊藤梅子本來也是出生于馬關的藝妓。維新成功，明治政府遷都東京后，這批政府要員喜歡到東京的新橋游廓（妓院）尋歡，伊藤寵愛其中的藝妓阿倉，為了掩人耳目，便讓阿倉到橫濱開設茶屋富貴樓，于是這里成了伊藤的別宅。

二戰時性質改變

　　日本近代的海外妓女業發展得如此之快，與大量軍隊長期駐扎海外是有關系的。有軍隊駐扎之處，就必定有賣春業者建“料亭”（即飯店，有女性服務）為軍官服務。“料亭”的作用，就是為軍官召開諸如作戰謀略、與商社秘密接洽會議時提供類似“待合政治”的場所。

　　還有就是賺軍隊的錢，秉承游廓一貫的與政府緊密結合的傳統，日本軍隊打到哪里，游女屋就服務到哪里，與日本的侵略擴張相伴始終。1908年，日本海外妓女有30791人，這僅僅是政府認可的從業人數，可見這支隊伍是多么龐大，無怪乎被研究者稱為“娘子軍”。學者谷川健一認為，日本的賣春婦作為“娘子軍”，起到了“皇軍先遣隊”的作用。

　　日本侵占并經營中國東北時，關東軍、“開拓團”、南滿鐵路像吸血蝙蝠一樣吸吮著中國東北的肥田沃野，在大連、旅順、奉天等地也聚集著大量的日本妓女和游廓街。

　　1907年第一任朝鮮統監伊藤博文為實現徹底駕馭朝鮮的目的，推行鴉片、娼妓的發展政策，到處興建“紅燈區”。1910年日本吞并朝鮮后，這一政策實施得更快。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便利用戰時體制，一鼓作氣地推行“朝鮮民族衰亡策”，迫使朝鮮青壯年充當炮灰或苦力，并強征朝鮮未婚女子到日軍中從事“特殊任務”，即充當軍隊性奴隸（即所謂“慰安婦”）。

　　“慰安婦”是近代日本武士政治的產物，在二戰中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迅速發展為軍隊性奴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