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民辦職業院校協作會在山東濟南舉辦民辦職業教育高峰論壇,民辦高職校長們論道泉城,提振信心,凝聚了轉型發展這一共識。
最近兩年,高職院校的日子不再像十年前那樣無憂無慮,不少學校招生慘淡,甚至爆發了生源危機。對于高職院校中的民辦群體來講,日子的緊巴程度尤甚。在生源銳減、招生大戰愈演愈烈的今天,民辦高職能否突出重圍,找回屬于自己的那片天空?
感受內外交困,民辦高職被迫轉型
作為國內第一所高職院校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創始人,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俞仲文經歷了高職教育從舉旗起步、到規模擴張、再到質量提升的全過程。2007年,從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退休轉而掛帥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公”和“民”身份的轉換,讓他更加深刻地思考現代高職以及民辦高職的發展路徑。
“以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我國早期的高職院校,是以自身發展為主的1.0版,回答了什么是高職以及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如何辦高職的問題;從2003年起,隨著高職評估和示范校建設的開展,大規模地進行了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系統化技能實踐,我國高職進入了2.0版;而今,要直面全球化的經濟轉型升級對人才規格的新要求,則是步入需要培養大批量技術技能型人才的高職教育3.0版。”俞仲文關于高職教育三個版本的形象表述,為眾多職教專家所認同。
一方面,經濟的轉型升級,需要包括民辦高職在內的整個高職教育拿出升級的新版本,另一方面,自身深層次矛盾的暴露,也逼迫民辦高職不得不轉型。
民辦高職的發育、成長有著先天的不足。這些深層次的問題表現在董事會與校長之間的管理角色問題、師資隊伍建設問題、人才培養的理念和方法問題、發展資金投入不足等多個方面。這既與民辦高職院校發展時間短,缺少辦學精神和理念積淀有關,也與投資人辦學目的、辦學理念有關,同時也與校長的管理水平有關。
“以辦學主體多元化為特征的民辦高職,一方面得益于多主體、多元辦學,一方面也受制于多主體、多元辦學。這一矛盾如果不妥善解決,將極大影響學校的辦學質量,乃至生存。”在民辦高職擔任了6年校長的俞仲文對此體會深刻。
“公辦講服從,民辦講服務”,這是校長們在實踐中總結出的體會。隨著出生率的下降,生源不斷減少,一些民辦高職招生不足,瀕臨倒閉。“學生和家長用腳在投票。學校必須加強服務吸引學生,開發出更多的教育形式滿足學生學習的需要,這也是學校轉型的一個重要內容。”俞仲文說。
釋放制度紅利,化為持續發展動力
“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30%,其中民辦高等教育貢獻了5個百分點。”論壇上,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副司長郭春鳴告訴大家這樣一個數字。追溯民辦高職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民辦高職是在國家教育資金捉襟見肘,而社會和市場對技能型人才又有著旺盛需求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它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急需的實用型人才,也為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促進高等教育多樣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時至今日,民辦高職生存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很大改變,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產物的民辦高職能否成為新的改革力量?論壇上,民辦高職校長們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大家認為,民辦高職所特有的“制度紅利”的進一步釋放,將會成為持續發展的動力。
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民辦職業院校協作會搜集和分析了部分民辦高職院校的年度人才培養質量報告,認為在辦學理念、內部管理、校企合作等多個方面,民辦高職都可以形成自己特有的“制度紅利”。
在辦學理念上,許多民辦高職既遵循了職業教育規律,又借鑒了現代企業管理理念。在內部管理上,不少民辦高職把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作為內部管理改革的參照,創新體制機制,激發辦學活力。
廣州城建職業學院黨委書記鮑冰告訴記者,學校在成立之初就建立了獨立的法人制度,并建立了出資人、決策者、執行者和監督者以及其他利益主體之間相互制約的有效機制。學校實行“校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民主集中制形式的校長辦公會制,校管會主任、校長和黨委書記三方溝通制,校和院系二級管理制,學年財務預算制,民主協商制,全員聘任制,目標責任制”這“八制”內部管理模式。“這樣的內部管理模式,使學校實現了行家辦學、專家治校,有效地避免了‘家族式’管理和外行辦教育以及董事長過多干預學校事務的弊端,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和行政的有效性,確保了學校運行管理始終處于高效順暢狀態。”鮑冰說。
不過,并不是所有民辦高職院校的體制機制都能如廣州城建職業學院一樣順暢高效。許多院校在管理體制上因襲公辦普通高校的模式,學校的內部層級、機構設置、待遇安排、工作流程都還是公辦學校的復制。也正因為如此,民辦高職院校急需進行內部管理體制改革,這將是民辦高職化解內部矛盾、釋放制度紅利、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
民辦高職多元主體辦學的特性,使得學校在開展校企合作時,有著與生俱來的優勢。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建立了以企業為主體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中企業代表達到65%,外方代表達到59%。這樣的董事會組成幫助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構建出6種各具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雙元制模式、教學工場模式、技術服務模式、企業學院模式、共建實驗室模式、硬件資源共享模式。“這些校企合作模式保證了我們能用明天的科技,培養今天的學員,為未來服務。”院長單強自信地說。
源于企業、用于企業。民辦高職多種多樣的校企合作模式,將為學校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呼喚政策支持,走內涵特色發展道路
民辦高職就如我國的民營經濟一般,雖然一直強調是“重要組成部分”,但發展中卻屢屢碰到“玻璃門”和“旋轉門”。
近年來,雖然各級政府對民辦高職的認識有了一定改變,但《民辦教育促進法》中一些條款仍難落實,使民辦高職的轉型遇到了種種障礙。論壇上,民辦高職校長們大倒苦水,其中民辦學校教師待遇和編制問題是校長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
溫州,號稱中國民營經濟的大本營,在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方面,當地政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關于民辦學校教師編制,溫州在政策上已經松綁,但還沒落實到位。”浙江東方職業技術學院院長戴海東說,自己正在向當地編辦爭取,“編制問題不解決,民辦學校就成了公辦學校的培訓部。”廣州華商職業學院副院長張武華也表示,學校發展最大的障礙在于師資,一是質量不高,二是隊伍不穩定,“學校每年都有1/5的教師流出,教師們副高職稱一拿到手,就轉到了公辦院校。”
民辦高職院校提出的困難和問題,既有對政策的期盼,也有對自身內涵建設不足的思考。概括起來有三方面的問題:發展環境、發展基礎、發展方向。發展環境中最大的變量是政策,對政策的要求除了解決教師身份問題,還有期盼能給學校更大辦學自主權,提高民辦高職面對市場的競爭能力。
不過,俞仲文也提醒民辦高職校長,不能只等著想要的政策落地,而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抗壓能力,通過改革自己來逐漸適應環境,通過自身的成就爭取更好的發展空間。
“我們要把我們的弱點變成我們的特點,以更迅速的行動打造自身特色。”單強認為,高職院校的競爭是人才培養質量的競爭,形成特色就是要差異化發展,形成專業特色、人才培養方式特色、課程特色、管理特色、校園文化特色。
怎么看才會有怎么做。如今,民辦高職的校長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不轉型,就沒有明天,而只要大家一起努力,轉型不是夢。
——————————案例——————————
重慶正大軟件職業技術學院調整招生策略
重慶正大軟件職業技術學院重視招生數據分析,建立了不同維度的數據模型。在對上一年招生數據分析的基礎上,2012年學校調整招生戰略,縮小招生計劃投放區域,由2011年投放16個省市調整為3個省市,計劃集中在重慶、四川和貴州。另外,學校在專業計劃投放上也進行了認真研究,確立了區域專業匹配度、成建制編班等原則。這一招生策略調整,保證了學校總體生源結構較好,生源質量較高。
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推進機構與人事管理改革
廣東嶺南職業技術學院探索管理機構改革,建立充滿活力的管理機制。一是推行“大部制”改革,推動“一站式”服務。通過整合職能、優化流程、一人多崗,達到扁平機構、精簡人員、提高效能、強化教學、去行政化的目的。二是完善責權利相一致的二級管理模式,下放權限,管理重心下移,推動二級學院直接面向市場,由教學實體向辦學實體轉變。三是建立“校長治校、教授治學”的管理體制,同時推進教師工作量改革和薪酬體系、福利制度改革,調動教師尤其是骨干教師的工作積極性。
無錫南洋職業技術學院內部體制改革穩步推進
無錫南洋職業技術學院完善院系兩級管理體制,將管理重心下移,下放管理人員和教師的管理和考核權;經費使用簡化審批程序,賦予院系更多自主權和靈活性。學校把推進雙向進入、交叉任職作為理順管理體制的突破口,二級院系全部成立黨總支,采取黨總支書記兼任副院長的體制,確保其在行政事務中享有充分發言權,形成黨政合理開展工作的良好局面。行政多個部門負責人采取兼職制,既降低了人事經費,又解決了工作忙閑不均問題,提高了管理效能。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實行雙主體人才培養模式
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數控技術專業于2000年與世界著名精密加工設備制造商——瑞士阿齊夏米爾公司合作,引入企業真實的生產設備,營造教學工場環境,進而引企入校構建教學工場,校企雙方共同參與專業設計和課程開發,構建富有特色的雙主體人才培養模式。校企雙方按照工作任務—工作過程—行動領域—學習領域—學習情境這一開發流程,形成教程工藝合一的課程體系。
廣州城建職業學院與企業合作成立技術研發中心
廣州城建職業學院發揮廣建集團和天馬集團兩大企業背景優勢,開展深度校企合作。學院建工系與廣建集團恒盛建筑公司和深圳華陽國際設計有限公司合作,分別成立了“現代建筑技術研發中心”和“現代建筑設計研發中心”。機電系與天馬動力機械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現代制造技術研發中心”,與廣東機械研究所合作建設了“數控技術實訓場”。經濟與管理學院與睿海會計師事務所合作成立“睿海會計城建營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