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北京的意志卻是一路瓦解。一年多以后，最終擊垮唐果的現實如下：

　　一、遭遇黑中介。某天晚上十一點過下班回家，橫豎開不了門，發現鑰匙孔被口香糖堵了。原來中介把別人快到期的房子轉租給了她，另收取中介費600元。第二天唐果報警，警察懶洋洋說這事我們沒法解決。這起租賃糾紛以唐果憤怒地撕掉合同，扔了中介一臉告終，凈虧損600元。

　　二、萬惡的地鐵。為了方便到圖書公司，她搬去了北五環的上地。這意味著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八點，她需要在13號線煉獄——這是“蟻族”的生命線，繁忙時段的密度不亞于2008年冰災時的廣州火車站。那些素顏的、打著哈欠的、沒來得及系領帶、不敢穿高跟鞋的年輕人奔跑著涌來，成為候車隊伍黑黝黝一大片中的一小點，地鐵管理者為了控制流量，設置了重重鐵柵欄，于是急促的人流像S型的蛇尾巴越甩越長。即便成功上了地鐵，也是“擠得五臟六腑都出來了”，時不時有人卡著地鐵門，還得靠門外使勁一推，咳，地鐵門這才關上，安心開走了。

　　三、最致命的一擊：圖書公司來了一個城里姑娘，機靈又會來事，村里來的唐果是根直腸子，迅速被比下去，辭職了。

　　2011年5月，唐果決定回家。

　　覆轍兩端的迷茫

　　于唐果而言，離開北京，抑或是離開家鄉，都躲不開一個“逃”字。

　　從北京逃回老家后，除了她自己，沒人拿她當大城市里回來的人，鄉下人有自己的“堵”。她說起國家大事，家里人都不大愛聽，覺得那些事八竿子探不著。

　　村里那點破事她也煩。每過完年西瓜育苗那時候，她媽就反復叮囑：你在外頭少說話。生怕得罪了誰家，別人一把火把你家塑料棚子給點了，反正西瓜苗從播種到茁壯成長到換成票子存進銀行以前，心得一直提著。

　　還有各種狗血雞毛讓她覺得生活凌亂到拎不起來：比如二姑孩子去日本打工，借了唐果家三萬，后來她家蓋房子了，找二姑要錢，就把人得罪了，再不往來；她爹和她爺爺也為了兩萬塊鬧崩了。好多親戚都陌路了，她爹整天愁著臉，一副活不下去的樣子。

　　她開始適度地認命了，打算響應父母號召，考個縣里的老師當當。筆試她倒不擔心，“面試得走關系，這是常識”，可她農村的爹娘找不到門路。所幸在唐果寥寥無幾的人際關系里，還有個高中同學，那同學家境好，父親是縣里干部。家里就給唐果準備了一兩萬，打算筆試過了去托托關系。小地方，最重要的是圈子，沒有關系的時候，可以通過人情和禮物去建立關系，去僭越層級。雖然他們都不清楚一個林業局局長能對教師面試起到多大作用，但拿家鄉話來說，“有棗沒棗，先打一桿子”。

　　結果考前十天，筆試臨時換了考綱，唐果措手不及，掛掉了。

　　唐果就成天在家宅著，上網，看書，思考一個終極問題：我往哪里去？大城市呆著別扭，在縣城體面的工作不好找，賣衣服、當超市收銀員，又嫌丟人，“大學生最麻煩，高不成低不就的”。

　　“自由”，這是一無所有的北京，對唐果最后的誘惑。“我還想再折騰兩年。”抱著一種暮氣沉沉的信心，唐果說。

　　但在北京的初冬，蟻族聚居區唐家嶺已經拆除，房價不斷驗證著那個房地產商狂喜的預言，連龍澤一帶，也漲到了兩萬多，什么都在猛漲。限購的物品從住房到汽車，都跟她沒關系，新地鐵通了，但一出生即擁擠。“蟻族”已經回他們星球了，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在忙著裸婚。

　　幾乎隨時都能邂逅一些挫敗她在北京“耗下去”的信心的細節。有一天，唐果在樓下看到一條橫幅：格爾頓幼兒園優惠招生(1180元/月)。截至今日，她的月薪還是1500元，包住宿，不夠在北京養個孩子。

　　這座城市并不歡迎她，她心里也清楚，此地不宜久留。生活無風無雨，有點橡皮人的味道。最欣慰的是，上班地點離住處幾百米，再也不用擠地鐵了。每天她早上九點上班，對阿里旺旺上每一個詢問的賣家笑臉相迎：親，有什么可以幫到你？機械的重復對話持續到下午六點結束，下班回家。六人一屋，是大學寢室的上下鋪。她晚上躺上鋪，用在中關村買的MP4看愛情小說。

　　她在城和鄉之間打轉，找不到出路。最近，她對人生有了進一步規劃，去日本。他們村好些人這樣，交3萬塊中介費，從青島到日本打工去，學名叫“研修生”，聽說一個月起碼掙一萬。

　　劉寅的下一站在那里呢？

　　上個月，劉寅看了部叫《白蛇傳說》的片子，里邊一個角色最能詮釋他對京城的感觸：有個小和尚叫“能忍”，忍到最后，結果還是變蝙蝠妖了。

　　去而復返的張一軒，仍然延續著兩年前“快餐吃到惡心”的生活。靠目前的收入過日子，偶爾還是得“啃老”，不過他的心態放得很平和。他喜歡每天下班回家，調暗燈光，喝點清酒，看部電影，周末踩著單車環游西山。更重要的，開始有雜志約他寫專欄了，比如介紹日本舞踏和大野一雄。

　　這一次“歸去來”的旅程，并沒有改變每一個人在北京的生活質量。這些折返者內心的某些地方，似乎已經開始衰老：王可人認為自己特別跌宕起伏的劇情已經在前兩年演完了。

　　她生于1987年，黃岡師范學院畢業后，她不愿意聽父母的安排，一張72塊的站票從九江坐到了北京，差點鬧得脫離母女關系。

　　在北京，一年多時間，王可人換了三份工作，工資始終徘徊在三千上下。她不大會節約，一直負開銷，職場競爭讓她不再極端地與社會家庭對抗，她有所頓悟：不聽爸媽話的人，下場很慘。可惜回家考公務員落敗。她懷念地壇和各色音樂會和展覽，帶著更明確的職業規劃，她決定再到北京充電，“有些人生的投資要趁早”。

　　回到北京，一切從零開始，打包行李，租房子，海投簡歷。找工作面試那幾天，王可人把稻盛和夫(微博)的《活法》帶在地鐵上看了一半，這本書像職場圣經，她感謝它“賜予我力量和好運”。封面上寫著：一部風靡全球的超級暢銷書，讓無數人在迷茫時代找到活著的意義。

　　死扛的日子

　　但終歸，這里是北上廣，如同受神祝福而水草豐茂的應許之地，它們形成罕有的頂端優勢：大多數名校、最好的醫療條件、奢侈品旗艦店、名人精英……“北上廣”更多的高樓里，駐扎著全國乃至全世界的“500強”企業，它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更大的發展空間。

　　蘭州青年胡陽過年回了一趟老家，老家豎起了一水兒的仿貨：山寨海底撈，山寨錢柜，山寨毛家飯店……當地人還自豪地宣布，2010年全國房價漲幅蘭州第一。許多二線城市也在學北京發家，修完二環修三環，一個勁往外撐。這幾年它們流行挖路修地鐵，承辦各色園博會西博會，穿衣戴帽修場館……

　　胡陽得到一個啟示：全國各地都在學習北上廣好榜樣，作為一名上進青年，怎么能逆流呢？

　　北京對于外省青年還是老樣子，烏泱泱的一片人。商人們見縫插針，廊坊市的樓盤廣告打到了昌平，極盡挑逗之能的小廣告滿地鐵撒著：15分鐘抵達CBD。

　　斷片的北京生活，看起來有了嶄新的開始。憑著一口英語，劉沛進入萬達酒店擔任項目發展經理。出差時全國飛來飛去，跟世界各地的人談生意，夜宿五星級酒店；回到北京的租屋，還是住得像貧民窟，盡管在東三環，周邊是菜市場、公用廁所。看不見風景的窗戶已經老朽，一推就拼命往樓下墜，劉沛去宜家買了塊布，把外面鬧哄哄的世界隔開了。

　　即使是在北京過“死扛的日子”，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一次就業考試，讓唐果認識了什么是“小城市的熟人社會”。小城市是一片更小的池塘，每一條大魚小蝦都有自己的狹窄水域。“拼爹”、拼人脈更加明顯。

　　但這尚不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區別的全部：前者有更好的基礎設施，更廉潔高效的政務部門，更現代、更有質感的生活細節——張一軒就是因此而舍棄父母在故鄉給他安排的舒適生活。

　　這也就是念叨了幾年，劉寅始終還沒有離開北京的原因。關于人生假想種種，始終停留在浮著白沫的自來水，擠不上去的地鐵，買不起的房子和無限虛擲的時間成本里。眼看著，孩子就要出生，他還在艱難地為去留做決定。11月4日他做了個夢，他出國了，天上有一條金燦燦的中國龍在飛，正歡喜呢，一泡尿把他給憋醒了。一醒來就看見窗外灰蒙蒙的，沒有遠處和陽光，心忽然沉了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