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長安街1號，東方廣場。

　　這里，眾多跨國公司的中國總部聚集于此，是北京核心地帶的一處商業地標；這里，毗鄰天安門廣場，周邊矗立著中國久負盛名的醫院、酒店乃至要害的政府部門，其聚合而生的氣場昭示著一個國家的蓬勃向上；就在這里，東北隅的一處僻靜角落，一群中國學者的夢想從此處起航，他們相信，自己可以為中國、為世界貢獻一所世界級的商學院。

　　“十年磨一劍”，長江商學院如今已是全球新一代商學院的領先者，成為中國全球影響力的一部分。然而，十余年的輝煌歷程僅是這所學院漫漫征途的一小段，她的視野不止于中國、也不限于商業，她心懷偉大的報負：未來，長江所問道的將是全球的挑戰。

世界級志向、全球性攬才，打造源自中國的世界級新一代商學院

　　2001年的11月11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第四屆部長級會議現場，一記槌聲響起，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獲得了通過。中國的全球化進程已然不可逆轉，但是，除了一句“機遇大于挑戰”，很多中國人并不明了他們即將觸碰的外部世界。

　　當時，中國改革開放歷經23個年頭，GDP排名全球第6，憑借著低成本制造方面的優勢，“中國制造”開始流行，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謀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在國際分工中，中國企業只承擔低層次“加工者”的角色。2001年，美國通用汽車銷售了800萬輛，中國汽車全行業的產量不足250萬輛，在全球化時代，中國企業缺的不只是實力，更缺乏如何“以弱勝強”的系統性思考，潛伏著被全球經濟邊緣化的潛在可能。

　　中國企業家們顯然意識到了威脅。這個群體經過二十余載的商業洗禮，其現代商業意識已然萌發，他們知道，自己必須迅速學會按照全球的規則來重構經營理念、產業策略，以更寬廣、更前瞻的全球性視野，來思考如何應對錯綜復雜的全球競爭，他們師法全球的求知欲是真誠而熱情的，一時間，一本《杰克·韋爾奇自傳》洛陽紙貴。

　　此前，歐美管理學的基本教義已登錄中國，MBA和EMBA的課程陸續開設，甚至杰克·韋爾奇本人都親來布道，然而，如何將成熟國家的管理理念嫁接到后發性的中國企業？學術界集體失語，企業界莫衷一是。“美國的頂級商學院只關注美國的經濟和企業，他們的研究停留在‘術’的層面，對于一個東方文明語境下的新興成長經濟體，如何競合，鞭長莫及，無心關注；國內許多著名大學開始涉足高端管理教育市場，可是，整體上視野太過本土，對于西方成熟的管理學理論‘霧里看花’。”長江創始院長項兵教授回憶說。

　　在中國入世之前，李嘉誠先生的商業帝國早已遍布全球，這位矢志于國家繁榮的華商領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一定得有一批具備全球視野、心懷社會理想的企業家，大陸卻缺少一家這樣的教育機構：取法西方，將先進國家系統的管理理念和知識工具引進來，推動中國企業的現代化改良；更重要的是，可以傳承中國固然的“家國”情懷，塑造一批有責任感的社會中堅。中國需要這樣一群學人，他們心系國家，志同道合，愿意貢獻自己的智識與熱情。一次機緣，項兵教授進入了他的視野。

　　會計學專業的項兵，有著戰略學者的氣勢和營銷大師的煽動力，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這位“逆向思維的洗腦教授”一直游走在北美、香港和中國的大陸之間，擅長用簡潔的本土化語言，告訴中國的企業家，他們欲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學會“從月球看地球”，整合全球資源。

　　在項兵周邊，聚集了李樂德、薛云奎、齊大慶、鄭渝生……一批學者，他們或游學歐美，執教鞭于名校，或者身居高位，于本土企業有著深刻洞見。盡管學術背景各異，他們卻有著共同的理念：知行相長，這個國家需要現代商業的啟蒙。

　　成立長江商學院的提議一出，這群在世界頂級學府已經取得輝煌成就的華人學者們終于找到的夢想的落點，從上海、香港，從紐黑文、費城……迅速聚攏到了北京，在他們心目中，自己親手締造的商學院，不是中國的哈佛、沃頓，而是世界的長江商學院，在上報教育部(微博)的可行性分析報告中，他們開宗明義，“在10年內全球十強商學院”，一時間，眾人側目。

十年后，當薛云奎教授復盤當初豪言壯語背后的規劃，我們不禁感嘆，長江商學院的成功完全源自精細籌劃、步步為營，絕對沒有半分偶然，其本身即是“取勢、明道、優術”的集大成者：

　　中國經濟有望以10%的年復合增長率持續增長20年，按照此速度，未來20年間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涌現一批世界級的商業機構，經濟體量的需求將會產生對高端管理教育的龐大需求，預期將誕生至少3-5家頂尖商學院，以當時中國管理教育的狀況，后起之秀長江完全用機會占據其中一席；改革開放20年間，華人學者不斷負笈游學，國際管理學界中，華人群體已蔚然可觀，他們有著強烈的愿望回國效力，亟缺的僅在于一流的學術平臺；李嘉誠先生的影響力、號召力以及財務支持，完全能將這批優秀的華人學者，共同聚合起來。

　　“長江的條件得天獨厚，整個戰略路線圖非常清晰，‘十強’的口號，看似激情，其實胸有成竹。”薛云奎評論說。

　　2002年，會計學教授劉勁已經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取得終身教職，他的多篇論文已經在《會計研究雜志》等國際一線學術雜志發表，沐浴在加州溫暖的陽光下，居家做研究、寫文章，每天的日子充實而恬淡。一天，他收到一封電子郵件，一個自稱CheungKong(“長江”音譯名)商學院院長的人準備從北京去找他，洽談回國工作的可能，看到“CheungKong”，他誤以為商學院的中文叫“成功”。

　　長江的創業者深知，世界上所有偉大的教育機構都以研究和學術為立業之本，其核心競爭力是擁有一個以學術研究為導向的、全職的世界級教授隊伍。為了說服一名優秀的教授加盟，創建者們不惜遠涉萬里，多番游說，甚至不止“三顧茅廬”。戰略學教授滕斌圣第一次聽說“長江”，是一名留學(微博)美國的博士生告訴他，北京有所李嘉誠基金會創辦的商學院，定位高端，在四處延攬全球一流的華人教授。

　　長江希望招攬的教授群體，本身已執教于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沃頓、斯坦福、麻省理工學院、耶魯等世界一流商學院，在海外多有著體面的教職、優裕的生活和一流的學術環境；此前任職上海會計學院副院長的薛云奎教授，享受著廳局級的政治待遇，甚至配有專車和保健醫生……他們的親人也熟悉了過往穩定的生活。

　　試想，游說一名教授辭掉他奮斗多年獲得的名校終身教職，加盟一所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商學院，其難度可想而知。外界多以為長江商學院的競爭力是財力雄豐、薪酬優厚，其實，與頂級名校相比，此根本構不成競爭力。項兵院長說，他能兜售的最具說服力的理由，首先是“愛國”。有意思的是，但凡最終加盟長江的學者，無論何種代際，他都很快能這種找到情感共鳴。

　　“我們以‘全球頂級’為目標，凝聚所有人智慧，希望未來可以和世界一流的商學院平起平坐。中國這么大的國家，以中國人智慧來講完全有能力做到。”金融學曹輝寧教授如是說。

　　第一次和項兵院長聊了三個小時后，劉勁教授就激動不已，那年秋天，他來到籌建中的長江商學院再次做了交流后，很快即決定加盟長江。當他最終從UCLA辭職的消息傳開后，往日的同事都無法想象，勸他好好想一想：美國一流名校的工作不好找，萬一長江哪天辦不下去怎么辦？“長江”在早期之所以被頂級商學院記住，就是因為其所中意的一流教授選擇去了一所不知名的東方學院，非大中華文化語境下的西方人往往難以理解。

　　當教授們紛紛訂下回國的航班機票，他們滿懷創業的激情。當外籍教授BrianViard被問及，在他眼中，在長江的同事與斯坦福有何區別的時候，他第一反應是“他們更具有企業家精神，否則不會愿意離開美國這樣成熟的學術環境。”“若一名華人教授取得終身教職后，如果在美國繼續做，在數學上無非是N和N+1的差別；在中國，很可能是有和沒有的差別，長江的教授希望自己更有意義。”李樂德教授說。

　　其實，加盟長江之前，不止一位教授對國內的學術環境心懷顧慮，但是，他們很快釋然：長江采用世界一流學府通行的管理模式——學術獨立、教授治校，沒有行政體制的束縛，他們明白這在中國的價值。

　　在長江，但凡學院的重大事項，都由教授組成的管理委員會決定，尤其具體到招聘，院長都無權直接任命或提升教授，項兵院長本人的提議就曾被管理委員會否決，“曾經有一個講課特別優秀的教授，已經是講席教授，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人家同意過來，但是委員會上根本通不過，大家認為他的學術成果代表不了長江。”遺憾之余，項兵更多的是自豪，“我敢負責地說，長江的標準絕對世界前十五。”

　　2005年，在長江做了半年訪問學者的滕斌圣教授決定受邀加盟長江時，他深切“領教”了長江的高標準：學院要求他發出10封以上信件，分別寄送給自己研究領域內的一流學者，請他們評價自己的學術成就，評估他們的學校是否愿意接受自己等等，得到了至少60%以上的支持率，才進入到所有教授投票的環節，達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數，他才獲準加盟長江。“整個程序走了將近半年，比美國多數學校都要嚴。”回顧當年加入長江的情形，滕斌圣教授依然印象深刻。

　　學術的嚴肅性和純潔性就在這樣繁復的細節中得以保持，長江堪稱“國內唯一一所以學術研究為主導的商學院”，集合了全球近50名的一流教授，其中主要為全職教授。至今，曾在美國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University)獲得終身教職的陳龍教授，依然記得第一次在長江授課的感受：“最大的感覺就是不生疏，馬上意識到自己和學院渾然一體，這里跟國外頂級商學院一樣，有一種自由純凈的學術空氣。”

探索新疆界，成就新興市場管理知識先鋒

　　縱觀世界頂級商學院，多有“獨門功夫”，比如金融之于沃頓、營銷之于凱洛格。當全球的學術資源匯聚長江，那么，長江商學院該用力在何處？其崛起于世界管理學界的必殺絕技何在？

　　在項兵看來，歐美主流商學院關注的主要是“陣地戰”，即具備現代制度的企業如何在發達市場進行競爭與合作。項兵很清楚，如果一直追隨西方，長江在學術研究上沒有機會，在國際管理學界亦無以立足，“如果沒有‘從月球看地球’的思維，長江永遠都是二流的。”

　　但是，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正在為長江創造機會：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的商業競爭與合作正重新譜寫諸多行業的競爭版圖，新興市場國家企業的全球化與全球資源整合，以及跨國公司對新興市場的重新定位及資源整合的相關商業研究越來越重要。然而，全球頂級商學院對新興市場商業競合的研究闕如，既不重視也缺少比較優勢，而長江正置身在全球最大新興經濟體，占盡天時、地利與人和。

　　立校之初，長江就在研究課題的選擇上進行重大創新，將三大重要問題的研究作為立足全球管理教育行業的支撐點：深入研究國企、民企與跨國公司在中國這一獨特的新興市場的競爭與合作；依托長江教授的全球視野、獨特的研究能力和資源，探析中國的全球化以及中國企業的全球資源整合，以及這些變革對世界各大行業的影響；跨國公司如何進行新的一輪全球部署來應對中國與印度等金磚國家的崛起。這些課題的深入研究，構成了長江差異化發展戰略中的核心內容。

　　“已有的研究，多是用西方的理念和理論來觀察中國本土企業，實際真正對中國原創性的理論研究非常少，許多基礎性課題缺乏權威的回答，比如，民營企業在人才、技術、資本全方位劣勢之下，為什么能給跨國公司造成那么大的挑戰？”戰略學廖建文教授說。長江教授的研究方向，不再滿足于先進國家成熟理論的拾遺補缺，而是致力于開拓“新疆界”，闖出新天地。

　　就像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寫著《江村經濟》一樣，廖建文教授致力于從現場出發，不斷追尋各類企業在新興市場如何進行商業模式的創新，而安踏體育、三一重工這些生動的本土樣本，為他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素材。“以安踏為例，就在不斷‘從下往上走’，逐步占領不同層面的市場，演繹了中國制造業一個典型的升級進程，不斷提升品質、渠道、品牌、設計，逐步進入主流市場，此后，阿迪達斯、耐克這些成熟企業又該如何回應，新舊力量博弈的演化路徑又會怎樣……除了發表在一流的學術雜志，相關的研究成果可能對商業產生直接的影響。”

　　同時，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正在孵育全球未來最大的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置身于這些市場演進的歷史現場，曹輝寧、陳龍、甘潔等一批頂尖金融學教授正深入研究這些本地市場制度架構、運行機理，這些具有極高價值的學術成果，可能作用于決策層，直接影響頂層制度設計。

　　“我們不只是遠觀，而是直接投身于中國轉型這樣激動人心的歷史進程，長江為教授提供了非常大的自由空間，教授自己決定其具體研究方向。”陳龍教授說。

　　借由學院提供的學術平臺，長江成功解決了頂尖教授離開美國一流大學后世界級學術成果難以為繼的難題，進入了“以研究為主導的商業模式”的良性循環。加入長江后，眾多教授不斷推出具有世界水準和重大學術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具有說服力的是，過去5年，長江全職教授在世界頂級學術雜志人均發表論文數量排名全球第六(美國芝加哥大學為第七)，在全亞洲商學院中居首。

　　除了嚴謹的學術成果，從2003年至2012年5月，圍繞真實的中國商業狀況、跨國公司本土化和中國公司全球化，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開發出了228個中文案例、43個英文案例和16份研究報告，涉及的研究領域包括戰略與管理、市場與品牌、物流與生產、金融與財務、企業文化與人力資源以及產業鏈等。這些本土案例的深入研究，推動長江成為集原創性、前瞻性和應用性為一體的管理新思想源泉，為中國企業和跨國公司的管理實踐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素材。

　　十年前，長江的創建者希望學院能夠成為“新興市場管理知識創新的先鋒”，期待哈佛、沃頓等頂級商學院解讀新興市場的理論、方法或者案例，將有一大部分源自長江。如今，這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互動的共同體，傳道前沿管理知識與管理經驗

　　創始教授曾鳴至今都記得，十年前為長江商學院首期EMBA學員上第一堂課的情景。

　　當時學院剛剛成立，打響頭炮至關重要，“坦白說，當時學員學費都沒交，真擔心如果上砸了，一半的學員跑了，學校都辦不成。”為了開好第一堂管理學概論，他和合作的組織行為學閻愛民教授準備了整整一個月，反復搓摩，“看了所有相關案例，進行詳細的課程設計：每半個小時講什么，給學員設計哪些問題，問題的陷阱在哪里，怎么讓討論深入進去，不斷論證。”開課前一周，兩位教授專門彩排一次，為30余位朋友試講了一天。結果，第一堂課得了滿堂彩，課堂互動氛圍極好，高端企業家學員們被長江教授的風采征服了。

　　世界管理教育的主要培訓對象多以MBA項目為主題，培養未來的高級經理人及中層管理人員，很少涉及現有企業高層的培訓。然而，中國的國情特殊，大量企業高層出自實踐，未接受系統性的管理知識培訓，長江商學院立校的一大宗旨就在于為中國培養一批世界級的企業家，因此，除了培養未來的“帥才”，學院實行“金字塔”頂端的戰略定位，高舉高打，直接定位于董事長CEO等位于企業最高決策層，這一點，突破了全球管理教育的固有“天花板”。

　　“長江商學院的學員構成和西方主流商學院完全不同，在西方，MBA大體就是‘排長’到‘連長’，EMBA是從‘營長’到‘團長’，‘軍長’、‘司令’幾乎沒有，而長江直接鎖定一個企業的領軍人物。”項兵院長說。以長江EMBA項目為例，70%以上的學員擔任副總裁及以上的高級管理職務。

　　在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企業家高層面臨的市場環境異常復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跨國公司相互博弈，市場結構層次多樣，且外部環境始終處于變動之中，即便最傳統的行業，每幾年都會產生一次結構性變化或行業重新洗牌。本土企業家求知欲望強烈，他們希望長江商學院能夠以智力的支持，幫助將企業帶到一個新高度。

　　學員們的高期待，給長江教授團隊提出了高要求。饒是見多識廣的著名教授，在海外學成歸國后，登上長江的課堂至少要“闖三關”：真正了解中國、精熟于中文授課、可以快速響應創業型企業家的需求。周春生教授如此描述長江教授的要求：“具備深厚的學術素養、高度關注商業實踐，且要有一流的口才，即使對于天賦很高、功底深厚的教授，在早期，都不免與學員有些碰撞。”

　　早期的磨合歷程固然艱辛，然而，企業家們有了更多收獲，困惑得到了解答，教授們的洞見甚至可以在第一時間得到驗證，這一點實在令人興奮。有一次陳龍教授講解投資，課間休息，有一個學員走到僻靜角落打了很久的電話，“下課后，學員告訴我，他跟別人談了一年的并購合約，本來基本框架全定了，聽了課之后，發現問題重重，決定重新談判。”

　　之所以具備如此的吸引力，最基礎的條件在于，無論是話題事關全球化還是新興行業，長江商學院的產品設計總能切中關鍵、步步深入、領先時代，比如2004-2006年間，中國企業紛紛涉足國際并購，不少失敗案例源自“跨文化的管理”，但是，長江的探索并不限于跨文化管理之“術”，而是深入到中外人文理念對接上的差異，據此推出了一系列人文課程。

　　“長江教育項目走獨特的‘中間路線’，我們關注學員需求，同時也關注‘新知識的創造’，總有一部分知識領先于時代，永遠拉著學員在走。”長江商學院助理院長、EMBA執行主任羅譞說。

　　過去10年，長江所提出的“跨國公司的下一輪變革”、“應對中國與印度等新興市場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及其全球影響”、“中國企業的全球資源整合與全球化”、“取勢、明道、優術”等領先理念，幫助了一代有夢想的中國企業家完成了其全球視野的塑造，比如，曾派送多位核心高管就讀于長江商學院的復星集團，其理念就是“中國動力嫁接全球資源”。“以全球應對全球”、“以鏈條對鏈條”等院長的標志性語錄，成為長江學員的口頭禪，影響深遠。

　　輸出價值外，長江更輸出價值觀。

　　在世界范圍內，長江商學院首開先河，在核心課程中率先加入人文模塊，倡導以“人道”和“人文”精神反思商業行為與發展，強調企業家公益與責任等，弘揚新的普世價值。現當代中國，企業家可能是最孤獨的人群，其承受的巨大經濟與社會壓力，使之容易迷失。就是在長江，他們得以相聚相知，形成共同的人文意趣，并有機會重新審視自我，重塑價值觀。

　　正因為長江倡導的價值，突破了“利”的層面，由“義”及“道”，在長江，學員與學員、學員與教授的情感紐帶格外牢固。有一次，曾鳴教授帶領長江EMBA項目二期的學員到異地授課，當日白天討論數家知名民營企業的案例，情緒很熱烈，“到了晚上，大伙坐在一起邊喝東西邊聊天，一桌有八個人，大家聊到民營企業面臨的諸多困境、如何處理政府關系等平時很少深聊的話題，真是只有氛圍到了、情份到了，大家才會講的開。”曾鳴回憶說。

　　在長江，聚合的不止是一流的教授，同時匯聚了中國各行各業最出色的企業高管，以及眾多志存高遠青年才俊，構成了一個知識與理念的共同體，彼此呼應，形成了一股有志有節的正能量，“想到長江的時候，我經常會有這樣一幅圖景，有一所在波濤中前進的大船，船上是長江的學生、老師和教授，我們一起喊著號子，激勵著尋找著方向。”一名長江教授如是說。

未來的新使命

　　2011年9月6日，長江商學院倫敦辦事處成立，2012年11月，學院與劍橋大學Judge商學院合辦的“全球企業戰略-中國”短期課程開班，學員包括歐洲著名企業家兼慈善家蘇格蘭首富亨特爵士(SirTomHunter)等歐洲商界領軍人物。

　　一個教學點的延伸、一門新課程的開設，貌似簡單，實際上代表了全球管理教育歷史的新篇章——東西方在管理思想與實踐的雙向交流與學習、實現互動互惠互贏。長江不再受制于校園、國界的限制，致力于打造一個“全球學習平臺”(GlobalLearningPlatform)，以全球優質的管理教育資源向全球商業領袖提供優質的學習體驗。

　　早在十年前，長江就規劃了“3-4-3”的十年發展大計：2003年-2005年，實現中國和世界的無縫對接，擁有自己的世界頂級教授團隊，形成獨特的學院文化；2006年-2010年，加強與全球經濟新興勢力，重點加強與印度、日本、韓國、東盟及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聯系，建立泛亞洲的商學院體系，同時啟動美、歐、亞“三國演義”戰略，不斷擴大長江商學院的影響范圍；2010年-2013年，長江進入“洲際整合”階段，進一步尋求整合更高端的全球商學院資源，進入全球頂尖商學院行列。

　　“2003年開始，長江一直在送CEO班、EMBA和MBA學生出去，到全球最好商學院學習，此種模式為長江首創，然而，其實更想做的是在海外招生，目標人群不是海外的華人，也不是一般外籍員工，而是全球知名企業的全球高管，比如活躍在紐約、倫敦等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那群CEO和決策者。”國際項目副院長、市場營銷學孫寶紅說。

　　長江的“新思維”在于，他并不與全球頂級商學院直接競爭，而是通過全球資源整合，力求打造一個可以集成全球頂級管理教育資源的最佳平臺。經過十年的積累，長江已經與哥倫比亞大學、哈佛肯尼迪學院、麻省理工學院、劍橋大學、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倫敦商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等世界一流商學院結成了合作聯盟，開展深入的管理教育與研究資源共享與合作。

　　由于“新興市場管理知識”方面的話語權，合作同盟中，長江所提供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展望未來，全球頂級跨國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如果不了解新興市場與金磚國家，不了解東亞，都很難成為未來一代的企業董事長與總經理。東亞和金磚四國的研究，是長江未來重點加強的研究領域，這是‘鎮山之寶’、‘革命根據地’，參透了這些市場，世界經濟未來增長的鑰匙就在你手上了。”項兵說。

　　如今，韓國的趙東成教授、日本的遠藤功教授正在幫助長江拓展對東亞國家的研究，陸續將有來自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教授加盟長江，同時，長江正在參與推動的“金磚四國”四大商學院聯盟，這將為長江的差異化戰略增加新內容。

　　可以預見，隨著華為、萬達、復星等中國明星企業將會更深度地融入全球化，只要長江能與這些潛在的世界級企業同步成長，加強有關新興市場管理的研究與洞察，“好風憑借力”，下一個十年，長江的全球地位將會進一步穩固。可是，長江為世界奉獻的價值絕不只是多了一家頂級商學院。

　　如果說，過去十年，長江更多在幫助中國“全球視野”，那么，未來十年，長江將為世界貢獻“中國的視角”。

　　西方的主流價值取向是“以人為本”，人的地位是中心的、至高無上的，借力于西方國家的強勢，其價值觀成為全球的普世價值。然而，工業文明所帶來的剩余生產力導致了現代的“消費者文明”，加速了全球氣候環境急速惡化，引發了“可持續”的擔憂；近年來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爆發則表明，如果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完全建構在“個人主義”價值觀基礎上，將可能造成社會內部日益嚴重的結構性矛盾，比如財富與分配的不均。

　　實際上，如果真正關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先哲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可以成為普世價值的一部分；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強調的“責任”意識、“家國”情懷，對于根植社會痹癥、實現包容性增長與和諧發展，也是不無裨益的。隨著亞洲及新興市場的崛起，未來，單項傳播的知識與理念的“不平衡”將必然被打破，長江則是第一個破冰者，她完全有機會借助自身的教育平臺，積極將中國先哲的優秀思想推廣到世界，希望藉此為推動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似乎，這一切顯得有些遙遠，然而，十年前，若是沒有李嘉誠基金會、創業教授團隊和長江上下的責任意識、理想主義以及創新精神，本就不會有這樣一所商學院，其影響力如此廣大；某種意義上，正是責任、理想、創新，構成了這個機構的魂魄。

　　“長江的夢想不只是世界前十，我們希望以新的‘道’，努力將長江建設成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商學院。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項兵院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