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4月,解海龍深入到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張灣村拍照片。清晨,他看到一群上學的孩子,從水庫里拉出一條船,解海龍也跟著跳了上去。從未拍過照片的孩子,對眼前這個叔叔“有些害怕”。解海龍注意到其中一個看上去最小的小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他問道。小女孩不敢說話,也不敢抬頭看他。
“她叫蘇明娟。”其他孩子大聲說道,可解海龍聽不懂當地方言。于是,他伸出左手,小女孩掏出筆,在他手心里一筆一劃寫下“蘇明娟”3個字。
解海龍最初覺得“她看上去怯懦,這樣拍出來的照片,容易博得人們的同情”。可當小女孩用力在他手上寫字時,他感到了一種“強烈的渴望”。
這時,船已在一個河汊子邊靠岸,他跟著孩子們來到三合中心小學。原本他只想拍一個“上課聚精會神”的孩子,但在一年級的教室里,解海龍卻被一雙“大眼睛”打動了,他隨即按下快門。
陽光透過窗戶灑在課桌上,映入眼簾的是一雙充滿渴望的大眼睛。解海龍馬上意識到這就是船上的那個小女孩,再看手心時,發現字跡已經模糊。不過他特地在膠卷上做了記號,“提醒自己回北京后,這卷要好好沖洗”。
照片沖洗出來后,解海龍立刻將它送往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大眼睛那直勾勾盯著人看的眼神,幾乎打動了中國青基會所有在場的人。”他回憶道。
1992年10月,解海龍的“希望工程紀實攝影展”在全國展出,引起很大轟動,其中“大眼睛”被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確定為“希望工程”標志。
這一年,他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多地選擇“下海”,而他則決定繼續“上山”。
“我不去黃山、華山、峨眉山,而是專去太行山、大別山、沂蒙山。”解海龍特意把自己在大山深處拍攝的系列作品起名為:“我要上學”。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他的作品。曾有人公開批評他拍攝的內容非窮即苦,離主旋律太遠。當這些圖片在港臺展出時,更有人提醒他“要注意國家和社會的形象”。
“我就以更大的聲音嚷嚷:‘孩子連學都上不了了,還要那個面子干嘛?!’”解海龍回憶起那段往事至今仍難掩慍色。
但是,這些非議很快被“大眼睛”所帶給人們的震撼所取代。一夜之間,以“大眼睛”為主題的“希望工程”宣傳畫,貼滿了北京的地鐵和大街小巷,當然誰也不知道畫面中的女孩兒叫什么名字。時隔多年,甚至連拍攝者本人也記不清楚女孩兒的名字了。有關部門曾向解海龍確認,他只是模棱兩可地回答:“好像叫蘇玉仙吧?”
1995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宣傳干部王旭東前往安徽省金寨縣參加一所希望小學的開學典禮,想順便尋訪一下“大眼睛”的主人:蘇玉仙。
然而三合中心小學,并沒有叫蘇玉仙的女孩兒,只有一個戴著少先隊小隊長臂章的蘇明娟。當王旭東問她4年前是否有個北京來的叔叔給她拍過照片時,這個女孩兒使勁地搖了搖頭。
無奈之下,王旭東只好給解海龍打電話,希望他能提供更多的線索。解海龍建議他去蘇明娟家,看能否找到女孩兒當年穿的衣服。在蘇家,蘇明娟的媽媽很快找出了當年的那件小棉襖。
1996年4月7日,當解海龍回訪三合中心小學時,蘇明娟袖上佩帶的少先隊標志已經換成了中隊長。與4年前一樣,她依舊不敢抬頭跟陌生人說話。在蘇家,解海龍了解到,5年中,這個從小就哭著喊著要上學的孩子,中途曾兩度失學。